1975年中央释放10名战犯回台，蒋介石得知后直呼：这要我的老命啊

1975年，中共中央对一批年事已高的战犯实施最后一次特赦。在这批获释的战犯中，有10人因家眷在台而提出返台请求。中共中央不仅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还成立了由华国锋、吴德等政治局委员直接领导的特别小组，妥善安排他们的归台事宜。然而，当时已病入膏肓的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却惊惧万分，直呼＂这要我的老命＂。此事在海峡两岸掀起轩然大波，最终以一场人性的考验和政治的较量收场，成为了新中国战犯特赦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这10名战犯的归宿，不仅揭示了两岸政权的施政理念，更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真相。

战犯评定 解放军宣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份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战犯的概念。这个重要文件把蒋介石及其集团内部被人民认定的战争罪犯列入其中。

到了1948年，解放军总部制定了评定战犯的12条标准。这些标准明确界定了哪些人应该被列为战犯，初步确定了40多人的名单。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战犯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和官员中，最终认定的战犯数量超过了900人。这些人被分别关押在北方多个战犯管理所。

新中国成立后，对待战犯的政策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战犯们在管理所接受思想改造、参加劳动生产、学习政治教育。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医疗待遇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严惩战犯对国家建设没有任何好处。经过中共中央的集体研究，最终确定了＂一个不杀＂的政策方针。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朝鲜战争结束，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开始考虑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专门对赦免国民党战犯作出了规定。这个法律依据为后来多次特赦战犯奠定了基础。

从1959年到1975年，中央一共进行了七次战犯特赦。每次特赦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先由中央提出动议，然后由监狱部门评估战犯改造情况。评估意见还要交给民主人士和人民代表讨论，形成最终决议。

特赦工作充分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它既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也显示了党和政府对战犯的关怀。对于获得特赦的战犯，有关部门都会妥善安排他们的去向。

1975年，新中国成立已经26年。关押的战犯大多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央决定无条件释放所有战犯。毛泽东对释放工作的细节都作了具体指示，要求举办高规格的欢送会，提高他们的养老标准，给予与政府干部同等的医疗待遇。

最后特赦 十人归台请求

1975年的深秋，中共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定：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战犯。这批战犯中，有十个特殊的人物提出了返回台湾的请求。

这十人中，有两位是国民党的中将军长：王秉钺和陈士章。还有六名校级军官：蔡省三、王云沛、杨南邮、赵一雪、张铁石和张海商。剩下两人是情报官员周养浩和段克文。

中央对这个请求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的规格很高，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和吴德直接领导。

特别小组成员来自多个部门，包括国家公安部、调查部、统战部等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十人安全送到台湾。

工作小组为十人安排了豪华的告别晚宴，地点就在北京最好的饭店。晚宴上，工作组成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回台的路线安排和注意事项。

组织上给每人都发了充足的旅费，还特意安排专人陪同他们前往香港。临行前，工作组负责人特别叮嘱他们：随时欢迎回来。

到达香港后，国家旅行社香港分社全权负责他们的食宿问题。香港方面给他们安排了舒适的住处，一应生活所需都有专人照料。

消息传出后，香港记者蜂拥而至。这些刚获释的战犯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他们讲述了在大陆改造期间的经历。

各大媒体对这件事给予了高度关注，发表了大量新闻报道和社论。国际舆论普遍赞扬中国政府的宽容政策和人道主义精神。

十人在香港期间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他们的言行举止、对大陆的评价，以及对未来的期待，都成为新闻热点。

但是台湾方面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台湾的报纸对这件事集体保持沉默。甚至从香港运往台湾的相关报纸，也被台湾当局查禁。

中央对这种情况早有预料。在十人启程前，工作组就分析过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正因如此，他们在香港安排了专门的联络人，随时掌握事态发展。

在香港的这段日子里，十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有的忙着联系台湾的亲人，有的接受媒体采访，有的则在等待台湾方面的回应。

工作组成员每天都与他们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组织上的周到安排，让他们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

特别工作组还专门研究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制定了相应的应对预案。他们始终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台湾方面的态度变化。

蒋氏震怒 台方拒收战俘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名战犯抵达香港的消息传到台北。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台北政坛炸开了锅。

年迈的蒋介石正在养病，秘书把这个消息呈报上去。他看完报告后，立即把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气急攻心地说：＂这要了我的老命啊！＂

原来，台湾当局这些年来一直在编造谎言。比如情报官员周养浩，在台湾方面的宣传里早就成了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

这十人如果回到台湾，势必会戳穿这些谎言。更让台湾当局担心的是，这些人在大陆生活了二十多年，思想早已发生改变。

蒋介石卧病在床，但还在紧急召集核心幕僚商议对策。台湾当局面临两难：收，不放心；不收，说不过去。

严家淦临危受命，专门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严苛的条件：这十人必须公开发表反共声明，否则不准回台。

台湾当局的这个决定显然是在拖延时间。他们打算用这种方式来逼迫十人就范，或者干脆等他们知难而退。

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在国际关系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政权会拒绝接收自己的战俘。

更令人震惊的是，台湾当局居然派出特务潜入香港。这些特务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企图强迫十人按照台湾方面的要求行事。

媒体开始大量报道台湾当局的这种做法。国际舆论一边倒地谴责台湾当局无视人道主义精神，罔顾亲情伦理。

严家淦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在私下场合表示，即使这些人发表了反共声明，台湾方面也会严格审查，不会轻易放行。

台湾当局的真实意图逐渐暴露：他们根本不想接收这些战俘。因为这些人的回归会动摇台湾当局的统治根基。

蒋介石的病情也在这段时间急剧恶化。十人回台的消息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病榻上多次表示，绝不能让这些人回来。

蒋经国也开始参与处理这件事。他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对十人施压。台湾当局甚至扬言要断绝他们在台亲属的生路。

这种种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各国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认为台湾当局的行为既不人道，也违背国际惯例。

十人各散 命运殊途难归

在香港的日子里，台湾当局不断派特务骚扰这十名战犯。特务们用尽各种手段，最终骗走了张铁石所有的旅费。

走投无路的张铁石在绝望中选择了自缢。这个悲剧发生后，其他九人群情激愤，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台湾当局的卑劣行径。

张铁石的遗体在香港火化，他的儿子将骨灰带回台湾。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各大媒体纷纷谴责台湾当局的无情做法。

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对其余九人伸出援手。党中央表示，无论他们做出什么选择，组织都会给予全力支持。

赵一雪最终选择回到上海，在那里有他阔别多年的亲人。上海市政府为他安排了住所，还特意为他安排了政协委员的职务。

张海商回到了故乡湖北，杨南邮则返回四川。两人都被当地政府委任为省级政协委员，安享晚年。

陈士章、王秉钺和周养浩三人在美国有亲戚，他们选择前往美国定居。抵达美国后，他们得到了亲人的热情接待。

段克文虽然在美国无亲无故，但还是决定去美国碰碰运气。他靠写文章、投稿维持生计，过着清贫但自由的生活。

王云沛因为年事已高，决定留在香港。他在香港生活了四年后去世，他的长子将他的骨灰带回浙江老家安葬。

蔡省三的故事最为传奇。他留在香港从事写作工作，生活渐渐安定下来。组织上还特批他的妻子曹云霞前往香港团聚。

曹云霞去世后，蔡省三与女作家吴琼喜结连理。他在香港一直写作到2022年去世，享年104岁，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

这些战犯的不同选择，恰恰印证了中共对待战犯的政策成效。他们获得自由后，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道路。

1959年第一批获释的原国军将领宋希濂曾经说过：共产党的特赦政策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赦免。这不是沽名钓誉，而是真正触及人的灵魂。

在宋希濂看来，共产党成功地让这些战犯实现了真正的改造。这种改造不是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同。

时光飞逝，这段历史渐渐被人淡忘。但十名战犯的故事，却永远定格在了1975年那个特殊的年代。

他们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宽容和人道主义精神，才是化解仇恨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