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马寅初向毛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毛主席却强烈反对，当场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当时我国身为一个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国家，处处都需要人手，一个朴素的信念也因此深入人心：人多，力量就大。 而且在当时的领导层看来，人口是财富，而非负担，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荒地开垦、工业建设，桩桩件件都离不开庞大的劳动力。 尤其是在抗美援朝之后，东北工业基地初具规模，全国156个重点项目同步上马，每个工厂矿山都张着嘴要人。 在毛泽东的构想中，要在十几年内超英赶美，机器可以引进，技术可以学习，但生产线上源源不断的工人，却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堆”。 河南林县人民凭双手在太行山悬崖上凿出红旗渠的壮举，似乎就是对“人定胜天”最生动的诠释，也更让“人多好办事”的观念变得不容置疑。 但就在这股鼓励生育的热潮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却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他就是马寅初，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位曾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以耿直著称的学者。 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全国人口总量超六亿，且人口结构年轻化，这让马寅初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潜藏的风险。 他没有停留在宏观数字上，而是亲自下到浙江黄岩、乐清等地农村，挨家挨户地调研。 但眼前的景象比冰冷的数据更让他心惊：高达30‰的人口年增长率，家家户户六七个孩子是常态，上海纺织女工平均生育六胎，被戏称为“不是在车间，就是在产房”。 他算了一笔账，中国每年净增的人口，相当于一个希腊的总人口，照此速度，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将突破26亿。 这些沉甸甸的数据，促使马寅初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新人口论》，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和资源有限，如果人口无节制增长，国家未来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将被严重挤压。 他反复强调，计划经济不仅要计划物质生产，更要计划人口生产，否则一切发展目标都可能沦为空谈。 人口数量的激增，并不直接等同于国力的增强，一旦超出资源和经济的承载力，反而会拉低人均水平，影响国民素质的提升。 一直到1953年，马寅初首次将自己的计划生育建议递交高层，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当场否决，在毛泽东看来，人多就能创造“人间奇迹”，劳动力的价值无可估量。 不过，马寅初的声音并非完全孤立，事实上，一些高层领导人也悄然注意到了人口问题的长期影响。 邓小平曾指示卫生部门研究避孕节育，周恩来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人口无序增长可能拖累财政的担忧，刘少奇也在内部会议上提出过正视节育的必要性。 这些潜流，最终在1956年汇聚成了一个转折点——“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同年，毛泽东在一次对外谈话中，也表示人类的生育应该进入计划性。 到了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系统阐述了他的理论，直言若不控制人口，将严重拖累经济发展，国家会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番话竟获得了毛泽东的当场肯定，他甚至表示应设立机构专门研究和推行计划生育。 谁知，历史并未就此走上理性的轨道，仅仅数月后，随着反右运动的扩大化，风向骤变。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其理论被批判为与国家发展大计背道而驰。 理性的探讨，在汹涌的政治浪潮中迅速被意识形态的斗争淹没，尽管不少学者私下认同马寅初的远见，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本人最终被迫辞去所有职务，淡出公众视野。 回看这段历史，当年主流观点之所以认为马寅初的账本算错了，或许是时代局限下，无人能预见到未来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有效转化，将如何解锁中国经济的密码。 比如，河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日后如何成为深圳流水线上不可或缺的产业工人；安徽的谋生者，又如何能在温州白手起家成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这些后来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要素，在当时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变量”。 尽管马寅初的远见在那个时代遭遇了重挫，但历史的进程最终验证了他对人口、资源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 随着国家对资源环境压力的认识日益加深，中国最终还是全面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而新中国在人口战略上的曲折探索，也反映了一个新兴大国在追求短期发展与确保长期可持续之间，所必须经历的艰难平衡与抉择。 这场关于“人多力量大”与“新人口论”的激烈争论，留给后世的启示，也早已超越了人口问题本身。 【信源】人民网《毛泽东强烈反对计划生育 有人就能造出“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