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临终前请求安葬于北京，邓小平知道后连下两道命令。   贺子珍的生命轨迹几乎与中国革命史同步，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她的童年并不容易，家庭贫困，但这并未阻止她的革命志向。   1926年，年仅17岁的她在女子学校毕业后便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迅速走上了革命前线，她成为了井冈山第一个女党员，肩负着与毛泽东共同奋斗的责任。   随着毛泽东的到来，贺子珍不仅在个人生活上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关系，还在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了联络和秘书事务。   在长征期间，贺子珍以极大的勇气坚持着，她不仅要为革命贡献力量，还要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身体折磨，弹片的残留让她的身体永远留下了伤痕，甚至影响了她的行动，然而，这些都未曾阻止她继续战斗。   她从未因自己的困难而向组织提出额外的要求，尽管她多次请求能够参与工作，却因健康原因屡次遭到拒绝。   即便如此，她从未对组织表达过抱怨，而是默默接受，并将自己余生的愿望寄托于服务国家和党。   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疗伤病，原本她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疗养，结果却在异国他乡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苏联，她要忍受身体上的病痛，还要面对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贺子珍在与毛泽东分隔的日子里，度过了长达十年的孤独时光。   她没有对外界抱怨过生活的不公，而是通过读书、学习以及与孩子们共同生活来找到平衡，她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虽然心中有着各种不舍，但她始终没有放弃任何机会提升自己。   最终，她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还在儿童院的工作中担负起了责任，然而，正是由于她对家庭的巨大责任感，使得她在身心疲惫的情况下，也不敢轻言放弃。   1959年，她与毛泽东在美庐别墅唯一的一次见面后，两人再也没有机会重聚，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常年遭受着长征遗留下来的伤病困扰，这种隐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孤独。   她一直生活在一种被时代和政治现实所压迫的状态中，虽然毛泽东曾通过组织照顾她，但她始终未能摆脱对过去的深深怀念，特别是对家庭和革命事业的情感纠结。   贺子珍的内心始终未曾得到真正的安慰，她身边的亲人也未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尤其是她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完全修复。   她的晚年生活充满了回忆与孤独，这种感觉甚至比身体的病痛更加折磨她，尽管她渴望在革命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健康的持续衰退让她倍感无奈，她无法改变的是自己逐渐消逝的生命与逐渐远去的曾经。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她依然坚持为组织提供服务，尽管多次请求恢复工作，始终未能实现。   最终，毛泽东的去世使得贺子珍再也无力面对她与时代之间的割裂，她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奋斗的一切是否仍有意义。   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承载着未完成的使命感和革命理想，然而身体的衰退、精神的空虚与政治的冷漠，使得她的愿望逐渐消逝。   1984年，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尽管家人和亲人赶到上海医院，她仍然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她临终时提出的遗愿，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这一请求看似简单，却是她一生革命历程的深刻写照。   在她临终时的愿望中，包含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与对自己革命生涯的自我肯定。   贺子珍的一生，是一个革命者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她的经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女性革命者的不屈与坚韧。   她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尤其是在长征中所遭受的伤病，成为她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她不仅是井冈山的第一位女红军，更是无数革命女性的代表，象征着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   贺子珍的革命历史，与毛泽东的关系尤为复杂，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妻子，也是他革命生涯中最早的战友之一。   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中，贺子珍始终未曾放弃过自己的信念，无论在战斗中，还是在她和毛泽东婚姻破裂后，她始终没有放弃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她没有因个人的悲剧和家庭的裂痕而消沉，反而把所有的痛苦转化为为党、为革命奉献的动力。   即便在她晚年的孤独时光，贺子珍仍未能得到她理应得到的充分关怀与慰藉，在毛泽东去世后，她的一生仿佛也进入了一个空洞期。   在她去世时，邓小平下达的命令不仅为她安排了高规格的葬礼，更是对她革命贡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