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自恃功高，向毛主席要官做，希望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气道：“开除党籍，永不启用！” 说起戴季英，那可不是一般人。红四方面军的老人，参加过长征，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战功是实打实的。按他自己的话说，资格老、功劳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可干着干着，他心里就不平衡了。 他觉得自己这功劳，怎么也得配个省委书记当当吧？于是，他提起笔，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封信，核心意思就一个：“我要当河南省委书记。” 这封信，石沉大海了吗？没有。它像一颗炸雷，直接引爆了毛主席的怒火。主席的批示，言简意赅，却又雷霆万钧：“开除党籍，永不启用！” 1952年10月底，毛主席南下视察，第一站就到了河南。他老人家心里惦记的，是黄河，是沿岸千千万万的百姓。他下了专列，不进城，先去兰考的村庄里，跟老乡拉家常，问收成、问负担，捧着老乡递过来的白面馒头，笑得合不拢嘴。 他站在黄河大堤上，反复叮嘱要把堤坝修牢固，听说开封历史上水患严重，明末一场大水淹得只剩3万人，他神情凝重，彻夜查询黄河泛滥的历史资料。临走前，他留给河南干部的话是：“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一边是国家领袖心心念念的“黄河安澜，百姓安居”；另一边，却是封疆大吏盘算着自己的“官职大小，个人荣辱”。这两件事儿摆在一起，高下立判。 毛主席的愤怒，不是因为戴季英“要官”，而是愤怒于他那种以功臣自居，把革命功劳当成索取资本的危险思想。在主席看来，你戴季英是开封的父母官，不琢磨怎么让开封人民过上好日子，却天天琢磨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这不就是忘了革命的初心吗？ 这声“永不启用”，是对戴季英个人的严厉惩处，更是对全党高级干部的一次深刻警示：功劳簿不是用来交换个人利益的支票，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 说到底，这其实就是党员干部如何面对“进、退、留、转”这个老话题。戴季英，就是在“留”的岗位上动了歪心思，栽了个大跟头。 不想“进”？当然想，但怎么进，是个原则问题。 这让我想起了“三让将军”许光达。1955年授衔，中央定了他大将军衔。许光达同志知道后，坐立不安，几次三番给毛主席写信，请求降衔。他说，自己贡献不够，受之有愧。毛主席拿着他的“降衔申请”，感慨万千，称赞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最终军衔没降，但他坚持把自己的行政级别降了一级。 一个是伸手要，一个是拼命让。境界的差距，比天还大。 再说说“退”。官场有上有下，再正常不过。可有些人就是觉得，“下”就意味着丢人、犯错了。这种心态要不得。 邓小平同志，他的一生“三起三落”，那才叫惊心动魄。特别是被下放到江西一家拖拉机修造厂劳动那几年，可以说是“退无可退”。但他气馁了吗？没有。他每天在工厂劳动，回家就静静地读书、踱步、思考。正是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深邃的思考，才有了后来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康庄大道。 看看邓公在鲁山旧居里那些简朴的桌椅板凳，就能感受到一位伟人身处逆境时的那份从容和坚韧。真正的强大，不是永居高位，而是在任何境遇下都能稳住心神，积蓄力量。 至于“转”，也就是岗位调动，同样考验人。从热门岗位转到冷门岗位，从权力大的部门转到清水衙门，心里有落差是人之常情。但怎么对待，又能看出一个干部的成色。 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从中央组织部长的关键岗位上，被调去西北主持财经工作。那可是个烫手山芋，边区被封锁，经济一塌糊涂。很多人都不理解。但陈云二话不说，临危受命，硬是靠着“精打细算”，盘活了边区的经济，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备足了“粮草”。 无论是许光达的“让”，邓小平的“韧”，还是陈云的“干”，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尺：党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个人得失，在革命事业面前，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