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鲁迅花3000大洋买了一套四合院，邀请弟弟全家入住。怎料，因为弟媳一句羞臊的话，弟弟捡起一个香炉砸向鲁迅，并怒道：以后没事别来我家！从此，鲁迅净身出户，被赶出了家门。

鲁迅的周家原籍在浙江绍兴，家族一度为当地的“台门人家”，曾是显赫的大户人家。然而，到了鲁迅祖父这一代，周家逐渐衰落。祖父因牵涉科举作弊案而入狱，被判斩监候，家中为求减刑卖地抵物，四处疏通关系，家境因而跌入困境。 祖父的事连累了鲁迅的父亲，不仅取消了秀才资格，还被永远剥夺了参加科举的资格。父亲在打击下郁郁成疾，不久便去世。这一变故使周家陷入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带着三兄弟承受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三兄弟也因此立下了“重振家业”的心愿。 18岁时，鲁迅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紧接着，二弟周作人也前往求学。他们先是到南京，后来又留学日本。这种求学方式在当时堪称“新思想”的象征，站在时代的前沿。他们这一批既接受过传统旧学，又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青年，逐渐成为备受重视的知识分子。 为了支持两位哥哥留学，三弟周建人选择留在家中，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支持哥哥们的学业。鲁迅则承诺，待哥哥们在外站稳脚跟后，就接母亲和弟弟一起生活，共享美好的生活。 1919年，在教育部任职七年多的鲁迅，靠着“铁饭碗”工资终于攒下一笔积蓄，足以置办房产。于是他买下了八道湾11号的一处罗姓住宅，带着名义上的妻子朱安以及弟弟、弟媳一同搬入，还从绍兴接来了母亲。 鲁迅的收入虽高，却有不少支出，致使积蓄不多。作为知名作家与教育部官员，他收入不菲，但因需负担许广平及其家人的衣食住行，还要给母亲和朱安提供生活费，开销甚巨。此外，鲁迅对书籍的渴求使他时常购书，而他自身虚弱的身体状况也让医药支出成为不可忽视的负担。 尽管薪酬丰厚，但在种种责任和爱好之下，鲁迅积蓄有限，经常需要借钱周转。不过，尽管偶尔需要借款，他却从未拖欠，总是会按时归还。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回忆道，鲁迅先生生活简朴，素来不追求奢华，更不沾染恶习。他的一条单裤和一床棉被，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更换，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天，也只穿着旧衣薄裤。身边人对此不解，他却淡然解释道：“独身的生活，绝不能总往安逸方向去考虑。生活太安逸了，反而会被生活本身所累，工作也就难以推进了。”

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下了一套宽敞的四合院。当时许广平也出资购买了这处房产。鲁迅让许广平全权打理家务。许广平是东京女子大学的高材生，知书达理，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本来一家人在新居里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可好景不长，鲁迅渐渐发现钱总是不够花。一个月下来，鲁迅和周作人两份薪水有600大洋，可不知怎的，到月底竟然入不敷出。鲁迅觉得蹊跷，便悄悄做了调查。 原来是周作人的妻子铃儿在背地里挥霍无度，甚至把钱拿去接济娘家。对于弟媳的行为，鲁迅几次旁敲侧击，让她不要太过分。可铃儿非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周作人面前胡言乱语，挑拨离间。 周作人生性懦弱，又是个十足的＂妻管严＂，对铃儿言听计从。于是兄弟俩的关系日益恶化。铃儿还诬陷鲁迅趁她洗澡时偷看，周作人听了也深信不疑。 眼看两家的矛盾越来越深，各种是非越传越多。鲁迅无奈，只好主动避嫌，带着母亲和许广平搬离了四合院，在外另寻住处。鲁迅本不想计较房子的事，打算就这么算了。可万万没想到，周作人竟然上门大闹，争抢房产，甚至对鲁迅拳脚相加，撕破了脸。 从此，兄弟俩反目成仇，形同陌路。鲁迅虽对弟弟恨铁不成钢，却也无可奈何。周作人在妻子的唆使下，做出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最终落得声名狼藉的下场。 鲁迅一生中曾在北京购置过两处房产，分别是在1919年和1924年购入的八道湾和西三条的四合院。彼时，北京的物价相对低廉。1919年和1924年间，北京的米价每百斤分别为5.35元和7.94元，按照这一价格推算，八道湾的房产相当于7万斤米，大致折合今天的14万元；西三条的四合院则约值12500斤米，相当于如今的2.5万元。以鲁迅在教育部每月300元的工资加上稿费和讲课费来看，八道湾的房产大约相当于鲁迅一年的收入，而西三条的四合院只需他两到三个月的工资即可负担。 相比之下，上海的房价则高出北京十几倍。根据一位老中医的回忆录，在1927年上海购买一栋两层小楼，售价约为两万五千银元。他自掏五千银元，又借了一万银元，剩余一万则通过房契抵押贷款才勉强筹足。当时的上海房价确实堪称高昂。 鲁迅这样的“金领”阶层，在上海也深感购房压力。在《病后杂谈》中，他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其中的“一两”按当时海关税银折算，相当于1.4元。如此计算下来，鲁迅即便拿着当时的高薪，每月仍要用一半收入支付房租，购房则完全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