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韦杰病逝，妻子主动将他名下豪车交还成都军区，军区很为难的回答道：这个档次的车子交了，现在军区谁也没资格坐，不如家里留着用！ 郭毅的手指在奔驰车钥匙的金属齿上摩挲，冰凉的触感像极了韦杰生前总揣在兜里的那枚旧党徽。 车就停在军区办公楼前，A12-1700 的车号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 这是中央为方便韦杰在北京治病专门配的奔驰 250，可他在世时，除了去医院复查，几乎从不动用。 有次儿子想借车送战友，被他瞪着眼骂：“公家的车，私事儿沾边就是犯错误！” 车后座的脚垫上，还留着块磨得起毛的粗布。那是韦杰让人铺的，他总说 “真皮座椅太滑，不如粗布稳当”，其实郭毅知道，他是看不得这车子太 “金贵”。 1980 年刚退下来时，组织上给他配了辆红旗，他开了三个月就换了辆旧伏尔加，理由是 “红旗喝油太狠，国家的油得省着用”。 那时他总咳，咳得厉害时弯着腰，却还惦记着广西老家的水渠，说 “等好点就回去看看，别让老乡们再盼”。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那年，韦杰的咳嗽声就没断过。指挥帐篷里的地图被他用红铅笔圈得密密麻麻，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是被警卫员架着出来的，军裤的膝盖处磨出了白印。 后来他总说 “那点累算啥”，可郭毅夜里摸到他后背，能感觉到肩胛骨硌得慌，像两块被炮火熏过的石头。 退居二线后，他带着药罐跑遍广西的山山水水，在田埂上跟老农聊收成，裤脚沾着泥，谁也看不出这是当年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中将。 北京万寿路的房子有 400 多平米，郭毅第一次踏进去时，就觉得 “太大了，空得慌”。 韦杰那时刚住院，她每天擦桌子，擦到第十天终于明白，这房子不是给他们住的，是组织上的照顾。 他走后第二天，她就找总政的同志：“把房子收回去吧，我们住小的就行。” 对方劝她 “留着方便扫墓”，她指着墙上韦杰写的 “简朴” 二字：“他活着，也不会让占这个便宜。” 军区军务部的同志看着郭毅递过来的交车文件，手指在 “奔驰 250” 几个字上敲了敲。 “郭阿姨，这车上交了，确实没人能坐。” 他搓着手，语气里带着难色，“按规定，得是大军区正职以上……” 郭毅打断他，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其中一页，是韦杰的字迹：“公车姓公，一丝一毫不能私用。” 那是 1975 年他在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时写的，那时他办公室的台灯用了十年，灯口都锈了，警卫员想换个新的，被他按住：“能用就别浪费。” 交车那天，郭毅让司机把车开得很慢。路过长安街时，她想起 1985 年韦杰从医院出来，坐在这车里，望着窗外的树说：“等病好了，还回广西去，看看那水渠通了没。” 可他终究没等到。 车进成都军区大门时，哨兵敬礼，郭毅突然红了眼 —— 韦杰当年在这里办公，总爱跟哨兵说 “多站会儿岗，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们多盯会儿”。 伏尔加车上的方向盘套，是郭毅用旧军装改的。这也是要上交的，跟奔驰一起。 韦杰当军长时，这车被偷过一次，他在大会上骂 “成都的小偷真厉害”，却没让保卫部严查，只说 “丢了就丢了，别为这影响工作”。 后来车找回来了，他摸着方向盘笑：“还是这老伙计实在，不娇气。” 处理完这些，郭毅回了广西。韦杰的胞兄韦士连在山里种地，见了她就问 “大哥是不是还惦记水渠”，她点头，从包里掏出韦杰画的草图，上面标着 “此处要多垫三块石头”。 侄儿侄孙们都在村里当农民，没人因为韦杰是中将沾过半点光，就像他生前说的 “革命不是为了让家里人特殊”。 晚年的郭毅住 30 平米的小房子，墙上挂着韦杰的照片，穿军装，笑容里带着股子倔劲。 有次军区想派车接她去参加纪念活动，她摆摆手：“坐公交挺好，能看看街上的变化。” 车上有人给她让座，她笑着说 “我身子骨硬着呢”，没人知道这是韦杰将军的夫人，更没人知道她曾捧着千万豪车的钥匙，却只认 “公家的东西必须还回去” 的理。 那辆奔驰后来被送进了军事博物馆。展柜里，它的旁边摆着韦杰用过的旧军壶，壶身上的漆掉了大半。 讲解员会告诉参观者：“这位将军和他的夫人，用一辈子证明，原则这东西，比任何豪车都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