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年仅19岁的丁佑君被土匪轮番折磨一整夜。他们扒光了她的衣服，给她灌辣椒水，并狠狠地抽打她。尽管面临这些极端的痛苦和威胁，但丁佑君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尊严，宁死不屈。 丁佑君家在四川乐山，开着好几家绸缎铺和当铺，父亲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开明士绅。她的人生剧本应该是读个好大学，嫁个门当户对的少爷，然后相夫教子，一辈子安稳富足。 可她偏不。 家里的绫罗绸缎她看不上，就爱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她爹的书房里，那些线装古籍她不碰，专门翻箱倒柜找被藏起来的《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报纸的边角被她翻得起了毛，上面“解放”、“平等”、“人民”这些词，被她用红铅笔画满了圈圈。 1944年，她才13岁，还在读初中，就敢跟着地下党组织的宣传队，深更半夜提着石灰桶，满大街刷抗日标语。 1948年，她考进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当时成都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军警宪特满街抓人。她呢？成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半夜三更，带着同学油印传单，到处张贴。 她家里人急得不行，她爹拍着桌子吼：“你到底要干啥子嘛！” 她把辫子往身后一甩，眼睛亮得像有火：“我要的，是这个世道能变个样，让穷人也能挺直腰杆活。” 1949年底，解放军的号角吹遍四川，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来招生时，她几乎没有犹豫。金银首饰、漂亮衣服，一股脑全留给了家人，只带了几件换洗的旧衣服和几本书，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去往革命的道路。 1950年春天，丁佑君从干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所有人都想留在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唯独她，在志愿表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西昌县”。 那时候的西昌刚解放，百废待兴，更要命的是，盘踞在凉山深处的土匪武装异常猖獗。他们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的门板上，还留着土匪打的枪眼。 校长找她谈话，说：“佑君同志，盐中区是土匪活动最厉害的区域之一，你一个女同志，太危险了。” 她把刚剪短的头发往耳后一别，笑着说：“校长，革命不就是往最危险的地方去吗？如果最需要人的地方没人去，那我们干革命是为了什么？” 19岁的丁佑君，背着一个打了好几块补丁的帆布包，来到了西昌县盐中区，当上了一名副区长。 白天下田，她和农民一起插秧割谷，聊家常、讲政策。老乡听不懂普通话，她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彝语。晚上，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歪着头教孩子们写自己的名字，写“中国共产党”。山里缺医少药，谁家有人生病了，她就背着药箱第一个跑过去。有一次，一个产妇难产，情况危急，她二话不说，摸着黑走了十几里山路，凭着在干校学的护理知识，硬是帮着把孩子接生了下来。当婴儿清脆的哭声划破山村的宁静时，她累得靠在门框上，脸上却笑开了花。 短短几个月，盐中区的乡亲们都认识了这个爱笑的“丁区长”。 1950年9月18日，丁佑君和通讯员小周下乡开展工作，在磨房沟这个地方，遭遇了土匪的伏击。 枪声响起，通讯员当场牺牲。丁佑君拔枪还击，但双拳难敌四手，最终不幸被捕。 接下来的那一夜，是地狱。 土匪把她押到一个破庙里，为首的匪首，外号叫“雷应电”，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想从丁佑君口中撬出解放军剿匪部队的动向和政府的粮仓位置。 他们先是利诱，说只要她肯“合作”，荣华富贵少不了。丁佑君把一口带血的唾沫啐在匪首的脸上。 然后，他们扒光了她的衣服，企图用这种方式摧毁一个19岁少女的尊严。然而，他们得到的，是丁佑君轻蔑又愤怒的眼神。 他们把一桶混着烟灰和尿液的辣椒水，强行往她嘴里灌。她的食道和胃像被火烧一样剧痛，呛得她几乎窒息，但她挣扎着，从喉咙里挤出嘶哑的怒骂：“你们这群畜生！” 烧红的烙铁，一次次烫在她的皮肤上，烙出一个个焦黑的印记，空气里弥漫着皮肉烧焦的糊味。她疼得浑身痉挛，指甲深深抠进泥地里，几乎折断。 锋利的钢针，一根根扎进她的指尖和乳房…… 整个晚上，土匪们用尽了他们能想到的所有酷刑。他们以为，这个看起来文弱的城里姑娘，早就该精神崩溃，跪地求饶了。 但他们错了。每一次从剧痛中苏醒过来，丁佑君嘴里念的，不是“饶命”，而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她的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哑，但那股子宁死不屈的劲儿，像一把烧红的刀，反而让这群穷凶极恶的匪徒感到了恐惧。 天亮时分，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丁佑君被拖到了镇上的晒谷场。匪首当着所有被胁迫来的乡亲们的面，下了最后通牒。 丁佑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突然挣脱了束缚，冲向人群，高声喊道：“乡亲们，不要怕！共产党和解放军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新中国万岁！” 罪恶的枪声响了。 她年轻的身体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她才19岁。 为了恐吓群众，丧心病狂的土匪将她的遗体抛尸荒野，任由野狗豺狼啃食。当解放军和乡亲们最终找到她时，只剩下了一堆残破不全的骸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