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了个最大的战略失误！”新加坡外交家马凯硕曾提醒中国：中国近些年有一个最大的战略失误，那就是是疏远了美国商界。如今6年过去了，那么真相真的如此么？ 2018年前后，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确实经历了微妙变化。随着本土企业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崛起，部分外资企业感受到竞争压力。但将这种正常的市场演进等同于“战略失误”，显然忽略了几个关键事实： 1.美国企业用脚投票的真实选择 尽管华盛顿持续施压，美国商界并未集体撤离中国。摩根大通2025年宣布在华新增5亿美元投资，重点布局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24年产能突破120万辆，占其全球总产能的45%，马斯克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康宁公司在华建立了除美国本土外最完整的产业链，原材料本地化率从2015年的75%提升至2023年的92%，其光纤工厂已实现高端产品国产化。这些案例表明，美国企业不仅没有疏远中国，反而在深化产业链融合。 2.贸易结构的韧性与转型 2025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额同比下降9.3%，但服务贸易逆势增长。3月单月数据显示，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达1751亿元，运输服务和电信计算机服务分别突破1626亿和700亿元。 这种结构性变化揭示了中美经济互动的深层逻辑：当传统货物贸易受关税冲击时，金融、科技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正在重塑双边关系。正如博鳌亚洲论坛上专家指出的，“中美经济早已形成你中有我的生态系统”。 马凯硕提到的知识产权、地方保护等问题，本质上是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摩擦。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努力有目共睹。2025年实施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规定》，首次将商业调解、仲裁机制纳入法律框架，设立维权互助基金并鼓励保险机构参与。 过去五年，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年增长率超过20%，罚款金额最高达1.2亿元。但客观来看，与欧美仍存在差距：中国每万人专利侵权案件数仅为美国的1/3，企业海外维权成本仍是国内的5-8倍。这种差距既是挑战，也说明进步空间巨大。 当马凯硕批评中国地方政策偏向本土企业时，他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保护主义是全球通病。美国对进口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要求电池关键材料必须在“盟友国家”生产；欧盟以“反补贴”为由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征收最高37.6%的关税，并启动《外国补贴条例》审查中资并购。 相比之下，中国对外资的限制更多体现在国家安全领域，且通过负面清单管理实现透明化。正如世界银行2024年报告指出，中国外资准入的开放度已超过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 中美商界关系的微妙变化，本质上是两国战略竞争的缩影。当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商界互动不可避免被政治化。 美国商务部2025年将50余家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涉及AI、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这种泛安全化的打压，使得高通、英特尔等企业被迫在技术合作上“踩刹车”。 但市场规律往往超越政治干预：苹果公司在加强印度供应链布局的同时，仍将30%的高端iPhone产能留在中国，因为“中国供应商的精密制造能力无可替代”。这种“政冷经热”的奇特现象，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企业的生存智慧。 中国在完善市场规则方面的努力常被忽视。2025年实施的《外商投资法》配套细则，首次明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地方政府在政府采购、标准制定等领域给予外资平等待遇。 相比之下，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直接将中国企业排除在新能源补贴体系之外，欧盟则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设置隐性壁垒。这种双重标准恰恰证明，所谓“地方保护”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失衡。 微软亚洲研究院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美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论文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量子计算、生物识别等前沿领域占比超过40%。 这种“竞争中有合作”的态势，在特斯拉与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联合研发、波音与中国商飞的供应链合作中同样显著。 面对美国关税压力，亚洲国家正在形成新的合作网络。RCEP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2024年突破6.4万亿元，其中数字贸易占比提升至18%。这种多元化布局并非对美国的“替代”，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 所谓“疏远美国商界”的论断，本质上是用静态思维看待动态变化的结果。六年过去，中美商界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投资-贸易”模式，正在技术标准、绿色转型、数字治理等新领域构建更复杂的依存关系。 中国并未犯“战略失误”，而是在霸权压力下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市场逻辑与战略博弈有效区隔，在竞争中维护合作底线，在博弈中探寻共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