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六位领袖级领导人在北京郊区合影，这张照片实属罕见。其中站在C位的领导人是从我家乡走出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知道他的名字吗？ 1986年农历四月末，山西侯马的天气已经有了些燥热的意思。 垤上村的村口，一辆淡黄色的中巴车停下，车门一开，从车上走下来一位高个老人，身板硬朗，头发花白，西装整洁，神情清朗。他一脚踏上家乡土地，围过来的乡亲们却一时愣住了。 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低声说了句：“懋恭回来了。” 这个人是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原名傅懋恭，走南闯北几十年，今天终于回到了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山西侯马垤上村。 对村里人来说，他是家乡出去的“当大官的人”；对新一代人来说，他是电视里出现过的委员长。但对彭真来说，这不是一次风风光光的探访，而是一趟迟来的告别，一场放不下的心结。 老家人早知道他这些年没回过村。 所以这次，他原本是不打算回乡的。 火车驶过山西境内时，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得很清楚：别回了，老家人有心结，村子里还有派性残余，我这个时候一回去，说不定反倒叫人误会。 但偏偏，临汾地委书记杜五安亲自来了，站在他面前，一口一个“乡亲们盼着您”，一口一个“您不回去，我也不好回去交代”。这话说得老实，也说得让人心软。 彭真沉默了一会儿，说：“行吧，但得有个章法。” 章法很简单，三条：第一，不许提前通知群众，不兴造势；第二，不许组织欢迎仪式，他不是来做秀的；第三，他只是顺路探亲，当天来当天走，中午饭自己掏钱请亲戚吃。 他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说到底，他怕的不是人多，也不是麻烦，他怕给人添情绪。 这一趟回来，是要解事的，不是添堵的。 车子一路开到垤上村，村口已经围满了人。 乡亲们把路堵得水泄不通，小孩踩在大人肩膀上，老人拄着拐杖站在墙根。他一下车，就有人喊了：“委员长来了！”但也有几个老邻居还叫他“懋恭”。 这个称呼一出口，彭真鼻子一酸。 他看着眼前这条熟悉又陌生的土路，一步步往里走，走进那间他出生、长大的窑洞。 屋子已经翻修过了，白墙青瓦，干净利落。 可彭真还是能一眼认出那扇斜着的窗、那口水缸、那堵靠着墙角的柴垛。他站在墙上挂着的老照片前，照片里是他父母年轻时的模样。 他看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低头，长长地鞠了个躬。他的老伴张洁清也站在旁边，没出声，但眼眶红了。 村里人没见过这阵仗，窑洞里站满了人，大家都想听听他怎么说。 他看着屋里挤满了人，笑着说：“屋里太闷了，咱们到院子里去坐。”于是这一场“讲话”，就在村口小院里开始了。几百人围成一圈，有的坐，有的站，有的端着小板凳，也有抱着娃娃的媳妇。 他没拿稿子，也没官腔，开口就说了村里过去那点“老账”。“那几年啊，你斗我，我斗你，是不是？”他问。底下有人点头，有人叹气。有人开始偷偷抹眼泪。 “我家死了三口人，我母亲、我弟、我侄子，全是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是你们干的？是也不是。这仇要是非结着，那就一辈辈传下去，一代接一代，咱这村还怎么过日子？”他语气不重，但句句在点子上。 他说：“旧账咱就别翻了，把那些仇恨、误会、内讧，统统扔到浍河里去，埋了它。以后谁还提，谁不是东西。”这话说得狠，底下先是一阵沉默，随后是一片掌声。掌声是那种从喉咙里憋出来的声音，混着情绪、混着汗水、混着乡土里那点没散尽的羞愧。 有几个当年参与批斗他母亲的人，就坐在院角里，不敢吭声。村里人知道他们是谁，连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干过什么。可彭真一句“我不记仇，但你自己得知道错”，就把这事摆平了。不是没底线，而是懂分寸。 说完旧账，他话锋一转，说起村里现在的事。他讲得很细，哪块地种了什么、今年收成咋样、哪个娃读了书，哪个家盖了新房。他不拿自己当外人，也不端架子，坐在石凳上，跟大伙儿唠得很贴心。他说：“你家狗咬了我家鸡，这点事也能记恨一辈子？都过去了吧。咱得往前看。” 这一番话，说的是情，也是理，更是他用一辈子走出来的经验。那不是官话，是土话，是苦水话，是一个八旬老人对家乡的一点盼头。话里没有口号，全是人味。 当天下午，他去了村外的浍河边，那是一块小崖地，那里埋着他的母亲。他带着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母亲”。他跪下去，三鞠躬，什么也没说。风吹过崖头，树叶哗啦啦地响，那一刻，全村人都安静了。那不是委员长，那是一个游子，是一个亏欠母亲的儿子，是一个等了二十年才来告别的人。 扫完墓，他去侯马市委，留了一句题词：“团结奋斗，把侯马建设得更好。”然后就坐车离开了。火车站上，乡亲们送了一站，没什么横幅，也没喊口号，只是一个劲儿地挥手。有的老人边走边掉眼泪，小孩追着车跑了好几步。 一周后，他在西安歇脚，晚上和家人闲聊，问小外孙女回村有什么感受。小姑娘说了一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他听完，轻轻点了点头，说：“垤上村，是咱的根。” 他用自己一生的沉浮，做了个活生生的例子，教人宽容、劝人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