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美国。一位女士正翻看来自国内的《光明日报》，不经意间，眼睛扫过一篇文章的署名，顿时，她心跳加速激动万分。 那位作者，名叫“吴天一”，而她失散多年的哥哥，就叫吴天一！ 她叫吴若兰，彼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也因此，才有机会看到国内的报纸。 离别30多年，她和父母的思念从未停止，她急切地想知道，这个“吴天一”，他会是自己的哥哥吗？ 吴若兰把报纸摊在膝盖上，像捧一只受惊的鸟，生怕一用力它就飞走。那三个字端端正正，油墨还没干透，却像烙铁一样烫得她指尖发麻。她想起五岁那年，哥哥把最后一颗麦芽糖塞她嘴里，说“别怕，哥去去就回”，结果这一去，就是三十一年。 她跑到走廊，给总部资料室打电话，用英文夹着中文报出作者单位：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接线员慢吞吞地翻卡片，听筒里只有时钟的咔哒声，每一下都敲在她耳膜上。卡片翻完，对方说研究所确有此人，但无出生年月。吴若兰差点骂脏话——天底下叫吴天一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她得亲手摸一摸才能踏实。 第二天一早，她给北京旧居的姨妈拍电报，又从抽屉里翻出哥哥小时候的照片：十三岁的少年穿着格子短裤，站在前门楼子前，笑得见牙不见眼。她把照片塞进信封，又在背面写了一行小字：“若真是他，左耳垂有颗朱砂痣。” 等回信的半个月，她像被放进慢炖锅，白天开会谈非洲扫盲项目，夜里抱着相册在公寓里转圈。有天半夜，电话铃炸响，姨妈的声音带着电流沙沙：“地址我给你打听到了，西宁城西区，一间灰砖楼，三楼左手第二间。”吴若兰没等天亮就去订机票，可那时候中美航线一周只有两班，最早一班还得等十天。 她把年假全请了，窝在宿舍学拼音，把“哥，我是兰兰”练得滚瓜烂熟。临行前，她往箱子里塞了一件哥哥的旧毛衣——当年妈拆了自己的毛衣给他织的，袖口还留着一行歪扭的“兰”。 飞机经香港、广州、兰州，折腾了四十多个小时。西宁的四月，风像刀子，她裹着羽绒服在灰砖楼下站了十分钟，愣没敢敲门。门却自己开了，一个戴茶色眼镜的男人拎着暖水瓶出来，两人四目相对。吴若兰一眼瞥见那颗朱砂痣，像一粒红豆掉进雪里。 男人手里的暖水瓶“咣当”一声掉地上，开水冒着白汽，烫化了半尺冻土。他嘴唇哆嗦：“兰……兰？”吴若兰没应声，从兜里掏出那颗麦芽糖纸——糖早化了，纸却留了五十年。她把糖纸塞进哥哥手心，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糖没了，哥赔我。” 后来她才知，哥哥当年没走成，被同学拉去参军，辗转到青海，改了名字。那些年，他写信回家，全被退回，地址栏盖着“查无此人”。他以为家人已不在，便一门心思扎进高原病研究，成了拿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吴若兰骂他傻，他挠头笑：“我研究的是缺氧，可心里一直缺氧。” 兄妹俩在西宁的夜市撸串，哥哥辣得直吸气，说还是想念小时候妈做的桂花糖藕。吴若兰偷偷给姨妈打电话，姨妈在那头哭成泪人：“回来吧，老屋的桂花树还在，今年开得跟疯了一样。” 回美国前，她把随身带的英文打字机留给哥哥，说：“你写论文，我给你当翻译，咱把爸妈的故事也写进去。”哥哥把旧毛衣递给她：“带上它，妈织的，留一半给你。” 飞机升空，吴若兰透过舷窗看见哥哥站在跑道尽头，身影越来越小，像当年那个十三岁的少年。她忽然想起联合国档案里一句话：分离是人类的常态，但重逢让我们重新学会呼吸。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