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宗仁回国后曾委婉提出想担任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不过毛主席认为按照李宗仁的资历，应匹配正国级岗位，但从现实角度很难实现；而如果要给他一个副国级职务，就明显有些低了。因此，还不如不安排实际工作，让年事已高的李宗仁在家养老，按正国级标准保障其生活待遇。 1965年7月20日，一架飞机降落在北京。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一个满头银发、西装革履的老人。他就是李宗仁。 李宗仁，不是什么普通的起义将领。他是国民党“桂系”大佬，陆军一级上将，当过中华民国的副总统，还在蒋介石下野后当过“代总统”。简单说，他是在法理上，最后一个代表国民党政府跟我们党和谈的最高领袖。 他从美国漂泊了16年，现在回来了。这在当时，绝对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全世界的报纸头条都在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74岁老人的归根落叶，这更是一个政治信号，一个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台湾方面发出的强烈信号：祖国是欢迎所有爱国者的，无论你过去是谁，做过什么。 回国后不久，他在跟中央领导人聊天时，委婉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想法。他说，自己对国家大事还很关心，希望能为国家建设出点力。有人就顺着问他，那您觉得哪个岗位比较合适呢？李宗仁沉吟了一下，提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当时是标准的“副国级”领导人职务。这个位置，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又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主要负责一些立法、监督和礼仪性的工作。这对于李宗仁的身份来说，似乎是量身定做：既体现了尊重，又避免了直接插手政府具体事务的尴尬。 而且，当时已经有好几位著名的党外人士担任这个职务了，比如张治中、傅作义这些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从这个角度看，李宗仁觉得自己提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不算过分。 这个请求报到毛主席那里，主席听完后，却摇了摇头。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的原话大意是：“李德邻（李宗仁的字）的地位和那些人不同。他当过代总统，指挥过千军万马。我们给他一个副委员长，那不是看轻他了吗？是我们共产党没气量。” 毛主席考虑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位安排，而是政治的象征意义和历史的长远影响。 在他看来，张治中、傅作义等人，是“起义将领”，是在战场上和我们“分出胜负”后，顺应历史潮流加入新中国的。给他们副国级，是肯定他们的贡献。 但李宗仁不一样。他是以“前代总统”的身份，主动从海外归来。这是一种“政治回归”。如果把他和起义将领放在一个级别上，那就等于把他这次回归的重大政治意义给“降级”了。 本来是“前朝元首来归”，一下变成了“高级将领投诚”，这里头的差别可就大了。 这不仅会让李宗仁本人心里有疙瘩，更重要的是，会让海外那些还在观望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怎么想？他们会觉得，哦，原来回去最高也就这样了。那统战的效果，岂不是要大打折扣？ 那问题来了，既然“副国级”低了，那给他个“正国级”不就行了？比如，全国人大委员长，或者国家副主席？ 这在当时，是完全不现实的。 新中国的“正国级”岗位，都是由我们党最核心的领导人担任的，这是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让一个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来担任，无论从组织原则还是政治现实上，都说不通。这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巨大障碍。 这时候，毛主席展现了他超凡的政治智慧和灵活性，提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方案：不安排具体职务，但在一切生活待遇上，都享受正国级标准。 工资： 当时正国级领导人的月薪是500多元，是普通工人的十几倍。李宗仁就按这个标准，甚至还更高一些。 住房： 周总理亲自批示，为他安排了北京西总布胡同的一座大四合院，占地几千平米，光是修缮就花了好几万。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服务： 配备了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护士，全方位保障他的生活。 政治待遇： 他可以阅读中央下发的内部文件（就是所谓的“红头文件”），可以随时约见中央领导人谈话，还可以像领导人一样，到全国各地视察、访问，所有费用国家全包。 就是“有正国之尊，无正国之职”。 对李宗仁本人： 他得到了远超“副委员长”的尊重和实质性好处。面子、里子都有了。他不再需要为具体事务劳神，可以安心颐养天年，同时又能保持对国家大事的了解和参与感，这比一个虚职要舒服得多。 对内对外： 对内，没有破坏既有的政治规矩；对外，则充分彰示了共产党的胸怀和气魄——我们连“前代总统”都能如此优待，还有什么人不能团结呢？这个示范效应，比任命一个副委员长要强大一百倍。 李宗仁回国后，四处走访，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也由衷地发出了感慨。直到1969年初去世，他都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即使在后来的特殊时期，也未受到大的冲击。他临终前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说“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仍然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