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
徐悲鸿站在维多利亚港边上，脑子里还在想着朋友说的那句话，有个德国女人带了四箱古画来香港找买家。
这消息就像根针扎在他心里，刺得他坐立不安，要知道那年头德国人手里能有啥好东西，还不是八国联军那会儿从北京城抢走的宝贝。
徐悲鸿跟着朋友七拐八拐进了条老巷子，马丁夫人住的小洋楼看着挺气派。
这德国女人倒是爽快，二话不说叫人把四个大皮箱全搬进客厅，只见箱盖一掀开，霉味儿混着樟脑丸的气味直冲脑门。
徐悲鸿一张张翻着那些发黄的宣纸，越看眉头皱得越紧，而头两箱尽是些不入流的山水花鸟，笔法粗糙得跟孩童涂鸦似的。
翻到第三箱中间层，徐悲鸿的手指头突然抖得跟筛糠似的，他一把扯开压在面上的破布，三尺多长的绢布哗啦展开，上头密密麻麻站满了人。
打头的是两位头戴金冠的帝君，后头跟着捧花执幡的仙女，提灯打扇的童子，细细一数竟有八十七个。
最绝的是这些人全用墨线勾成，衣裳褶子比春蚕吐的丝还细，飘带在空中卷得跟活过来似的。
"后头的不用看了！"徐悲鸿嗓子眼里挤出这句话，手指头死死掐着绢布边。
马丁夫人蓝眼珠子滴溜一转，张口就要一万大洋。
而徐悲鸿兜里就揣着三千块现钱，急得当场要解衣裳扣子。
他身上那件法兰绒西装还是新做的，最后还是许地山帮着说和，徐悲鸿连夜画了七幅骏马图抵账，这才把画揣回住处。
这画在银行保险柜里躺了两年多，三九年徐悲鸿要去南洋办展，特意把画取出来贴身带着。
谁料想船刚到新加坡，日本人就把太平洋给封了，而徐悲鸿带着画在云南大山里东躲西藏，最后在昆明安顿下来。
他特意找人打了个铁皮箱子，把画和三十多幅自己的心血之作锁在里头，藏在卧室床底下。
四二年五月十号这天晌午，防空警报响得撕心裂肺，徐悲鸿抱着画筒刚跑进防空洞，突然想起忘带印章盒，折回去取时正撞见个黑影翻窗逃走。
等他扑到铁皮箱跟前，锁头早被撬成了麻花，里头空空如也。
徐悲鸿当时就瘫在地上，三天三夜水米不进，生生把四十岁的人熬得像个干瘪老头。
要说这贼也够绝的，偷了画不急着出手，反倒在南洋各地办起"爱国义卖"，把徐悲鸿那些画当幌子招摇撞骗。
直到四四年开春，成都古董行里传出风声，说是有幅神仙长卷要价二十万大洋。
徐悲鸿的学生卢荫寰认出来，那画上被挖掉的"悲鸿生命"印章印泥还是她帮着调的。
徐悲鸿这回学精了，托中间人去谈价钱，而自己关在屋里没日没夜地画，宣纸摞起来有半人高。
夫人廖静文把陪嫁的首饰全当了，连结婚戒指都送进了当铺，等凑够二十万现洋和十幅新作，成都那边才把画交出来。
徐悲鸿捧着失而复得的画卷，发现贼人把题跋裁得干干净净，倒是画芯半点没伤着。
后来才知道，这出戏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姓刘的骗子自导自演，这家伙在新加坡就盯上徐悲鸿，跟到昆明租了对门的房子，天天拿望远镜盯着徐悲鸿的一举一动。
警报响那天他趁乱翻窗进屋，得手后在南洋换了十几个假名字销赃，最后实在脱不了手，才想出这招"物归原主"的鬼把戏。
五三年秋天，徐悲鸿倒在画案前再没起来。
廖静文按他遗嘱，把上千件藏品全捐给了国家。
如今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里，那幅神仙长卷躺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柜里。
八十七个神仙衣袂飘飘，仿佛还在讲述着半个多世纪前那段颠沛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