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底，毛主席在武汉东湖宾馆视察时，突然对秘书梅白说：“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随时可以见。”梅白有些懵，试探问了一句：“是不是李达？”毛主席点了点头。
李达本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那时候家里条件一般，可他聪明好学，15岁就进了永州中学，19岁考上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和1917年两次去日本留学，先学探矿冶金，后来跟河上肇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挺大。 回国后，1920年夏天，他在长沙筹办刊物传播新思想，正好毛泽东从北京回来，两人一碰头，就聊得特别投机。毛泽东那会儿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李达是湖南老乡，两人很快就成了好伙伴，一起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
他们俩的交情从这开始扎根。1921年，两人作为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李达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是湖南代表中最年轻的那个。李达在会上强调理论传播的关键，毛泽东也积极参与讨论。 会后，他们继续合作，1922年毛泽东在长沙办湖南自修大学，请李达当校长。李达接手后，开设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还创办《新时代》杂志，毛泽东在那上面发了文章，尖锐批判北洋军阀和段祺瑞政府。 李达觉得毛泽东的文章有股横冲直撞的劲头，两人合作得挺默契。
不过，1923年，李达因为党内争执，跟陈独秀意见不合，性格直脾气倔，一气之下退出党组织。从那以后，他专心搞学术，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1926年出《现代社会学》，1935年完成《社会学大纲》，这些书成了中国人最早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系统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红军时期，毛泽东多次派人送信劝他回来，可李达坚持要先把书写好，没动摇。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以“某公司发起人”名义写信，邀请他参与工作，李达一看就知道是谁，收拾东西去了北平。
1949年初，李达到北平，毛泽东亲自迎接，两人聊了很久，李达拿出旧笔记本，里面有毛泽东早年的批注，两人重温那些内容。中央批准李达直接入党，由毛泽东和刘少奇介绍，认可他二十多年在理论阵地的坚守。 毛泽东说，他在理论上守了那么久，该认账的要认账。李达后来任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调到武汉大学当校长，他不爱形式主义，自己改学生论文，恢复哲学系，组织研究毛泽东思想，总是说学问得从社会里刨出来。 他还编写《马列主义原理》，鼓励年轻人多实践。
就这样，两人关系一直保持着老朋友的味道。毛泽东来武汉视察，总会想起李达。1956年5月底，这次视察主要是看地方经济，顺便找老朋友聊聊。毛主席对梅白说起那句话，梅白猜到是李达，毛主席点头认可。这话在当时分量重，能随时见毛主席的人不多，李达是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背后有几十年的交情和牵挂。 当天下午，毛主席派人请李达到宾馆，两人见面，拉回三十多年前的回忆。从长沙旧书房到中共一大，再到湖南自修大学，他们聊了很久，还谈到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李达说有些人只会念条文，不懂社会本质，毛主席同意，建议他多讲课多写书。 谈话持续几个小时，毛主席送李达到门口，说有事随时来见。梅白记下这个细节，后来在报纸上披露，成为研究他们关系的重要资料。
毛主席私下称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说他有大忠大义大智，比李逵还厉害。 李达听了也没多说，就笑了笑。这次见面后，李达继续在武汉大学工作，编写教材，指导学生。他不摆官架子，有人问他为什么自己改论文，他说这比批文件有意思。他组织年轻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强调从社会实践中提炼知识。毛主席后来多次来武汉，都和李达见面，讨论理论问题。 比如1958年，毛主席视察武汉大学，肯定教育革命成绩，李达那时在青岛养病，没参加，但他们的交流没断。
李达一生没打仗没带兵，却在毛主席心里是那个随时可见的人。他翻译和写的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贡献大，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他晚年还在写书，身体越来越差，但脑子清楚，最后一本《唯物辩证法大纲》在病床上口述完成，有些章节由护士记录。 1966年李达逝世，毛主席批示照顾遗属，安排整理出版他的书籍。武汉大学设李达研究室，他的夫人对前来悼念的学生说，他这一生就是为了那些书。 李达的墓碑上写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者之一，这是毛主席认可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