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圆丈夫儿子梦，冒死怀第5胎。她浑身浮肿肚大肥圆，爱吃辣椒，连鞋都穿不进，丈夫狠狠扯住她的头发，怒骂：“一看又是个赔钱货！” 董竹君190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穷苦人家，爸拉黄包车，妈给人帮佣，日子过得紧巴巴。家里穷到啥程度，弟弟妹妹小时候就没熬过去。她从小就聪明，六岁上私塾认字，但13岁爸病了，欠了一屁股债，只能把她卖到长三堂子当歌女。那地方鱼龙混杂，她学唱曲弹琵琶，勉强混口饭。堂子里规矩严，她知道卖艺不卖身只是暂时的，早晚得面对更糟的事。她在那儿待了两年，接触到各种人，也学到点世面。 1914年，四川督军夏之时来上海，看上她，出了钱赎身，把她带走当姨太太。夏之时是革命党人，早年推翻清朝，许诺给她平等，还让她去读书。这对她来说是转机，她随他去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书，学了四年，1917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她随夏之时去四川合江县，后来移到成都。她操持家务，生了四个闺女：佩珍、佩璋、佩珩、佩琏。夏之时表面支持新思想，实际重男轻女，总盼儿子传宗接代。她26岁时，身体已弱，但决定再怀一胎满足丈夫。 夏之时家是书香门第，他自己投身革命，但骨子里守旧。董竹君嫁过去后，面对复杂家庭关系，她恭敬长辈，忍让同辈，管家事管孩子，还教侄子们念书。渐渐地，夏家接受了她，还补办婚礼。可夫妻间矛盾慢慢显露，夏之时1927年丢官后，沉迷麻将和鸦片，脾气更大。董竹君怀第五胎时，正是1925年，她全身浮肿，腹部大，脚肿得鞋穿不进，还特别爱吃辣椒。夏之时凭这些征兆，断定是闺女，对她态度更差。他不信科学检查，就用老迷信猜胎儿性别。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她怀孕风险高，但她坚持下来，就为圆丈夫儿子梦。家里人都不在意她身体，只顾自家事。她生日那天，家里非要庆贺，她勉强张罗，累到半夜。亲戚还玩牌到凌晨，她忍着不适陪着。没人管她，她自己带丫鬟去医院，早产生下儿子。生产费劲，她睡过去后，医生发现是双胞胎，另一个早夭没排出，赶紧手术取出。那死胎只有核桃大，她醒来听到这些，独自难过。婆家没人来医院，她的父母从上海来，却被夏之时嫌出身低，当佣人使。她气不过，把父母送回上海。 丫鬟回家报信，夏之时还在打牌，听到是儿子，他捋胡子笑，对牌友说要摆喜酒。可他没去医院看一眼，整个月子期都没露面。儿子满月，他大办宴席，董竹君身体没好，反对铺张，他不管，只顾炫耀有儿子。他给儿子取名用心，乳名和尚求平安，小名泰钊，学名大明。闺女们名字随便从族谱挑。他对董竹君态度没变，对儿子宠，对闺女们严厉，常为小事打骂。有次大闺女和表哥玩，他拿剪刀绳子逼她自尽。董竹君忍不了，提出离婚带孩子走。夏之时不商量，先把儿子过继给三房。她彻底失望，收拾行李带四个闺女离开四川去上海。他冷笑说她们活不下去，不跳黄浦江才怪。她没灰心，在上海白手起家，先办纱厂失败，转餐饮。1935年开锦江川菜馆，后扩成锦江饭店，成为上海名店。她把闺女们培养成才，都成精英。儿子大明成年后，理解她，回到身边。 董竹君早年经历让她明白独立重要，她从青楼逃出后，一直追求平等。结婚后，她在夏家努力适应，但封建习气太重。怀第五胎那段，她冒险生子，本想改善关系，可夏之时偏见深，对她不闻不问。生子后，他只顾儿子，对她仍冷淡。这让她看清婚姻本质。她离婚后，在上海闯荡，办群益纱管厂，1932年被日军炸毁。她借钱开锦江川菜馆，1936年加茶室，招女服务员，提升女性地位。饭店接待外国元首，她周旋权贵间，靠智慧生存。解放后，她把饭店献给国家，当政协委员。她一生见证时代变迁，从底层到企业家，靠韧劲和勇气。她自传《我的一个世纪》记录这些，强调不因磨难改变初衷。 夏之时对董竹君的冷漠，从怀孕开始就明显。他不关心她身体，只在意胎儿性别。生儿子后，他开心炫耀，却不探视她月子。这对比鲜明，他对闺女们苛刻，对儿子溺爱。董竹君看到这些，心寒。她带闺女离开后，夏之时没挽留，只嘲讽。她在上海起步难，父母双亡，工厂毁于战火。她变卖财产，借2000元开菜馆，卖四川菜，渐渐红火。锦江饭店成高端场所，她管理有方。四个闺女在好学校念书，一女学音乐，一女从医。她儿子后来回她身边，一家团聚。她活到1997年，97岁，跨越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