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名15岁的男孩在上厕所时，发现墙缝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他用手把泥巴刮开，竟然发现了一个油布包，当他打开包裹时，里面的东西让他既害怕又愤怒。 话说罗瑾这个人，1923年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满族家庭，从小就没啥优越条件，1937年南京沦陷时他才14岁，眼睁睁看着城里乱成一锅粥。次年1月，他跑到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主要是为了混口饭吃。那时候日军到处横行，照相馆里经常有日本兵来冲洗胶卷。 有一天，一个日军少尉扔来两卷樱花牌胶卷，让罗瑾去暗房处理。他一看那些底片，全是日军砍杀中国人、侮辱妇女、焚烧房屋的画面，触目惊心。罗瑾没敢声张，但心里憋着一股气，他偷偷多冲洗了30多张照片，挑出16张最能反映暴行的，用硬纸片装订成一个小册子。封面上他亲手画了两颗滴血的心脏，一把军刀刺进去，还写了个大大的“耻”字，旁边加了个问号，意思就是这耻辱啥时候能洗刷。剩余的照片他全烧了，怕留下把柄。这事儿干得够胆大，要是被发现，脑袋肯定不保。 罗瑾把这个相册藏得严严实实，一开始搁在照相馆暗室案板下，后来移到家里屋梁上。1940年5月，为了生计，他考进毗卢寺里的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那地方其实是伪军训练营，他只能忍着气待着。相册就藏在床底下，平时不敢多看。通讯队里全是年轻人，罗瑾和几个同学关系还行，其中有个叫吴旋的，原名吴连凯，1926年生人，也是南京本地人，家里穷，进队里学电讯技术。两人同班，平时训练操作无线电设备啥的，罗瑾偶尔会和吴旋聊聊时局，但没提相册的事。1941年初，队里听说汪精卫要来检阅，闹出个手榴弹事件，全寺大搜查。罗瑾慌了神，赶紧把相册转移到后院厕所的墙洞里，用泥巴糊上，伪装成墙面一部分。他觉得这地方偏僻，不会有人注意。 没成想，几天后罗瑾回去一看，相册没了，只剩些干泥块散在地上。他脑子嗡的一下，以为被日伪军搜走了，追查起来铁定没命。当天他就请长假，溜出南京，一路辗转苏州、上海、福州，最后落脚福建大田县。那儿乡下偏远，他隐姓埋名，娶妻生子，干起农活，再也没回南京。相册的事成了他心头一根刺，多年不敢跟家人提，怕惹麻烦。实际上，相册没落入敌人手里，而是被吴旋捡到了。吴旋那天上厕所，看到墙下草丛里有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个油布包，打开后全是日军暴行照片。他认出这是反日证据，赶紧塞进口袋，带回宿舍。队里政训员刚训话，说谁发现相册要上交，不然日本人知道后果严重。吴旋没交，反而趁站岗时，把它藏到毗卢寺大佛底座夹层里，那地方干燥隐蔽。 吴旋知道这相册值钱，将来能用来清算日本人。他在队里继续训练，表面上装没事人。1941年秋，集训结束，他把相册从佛像那儿取回，塞进箱底，带回家藏着。接下来的几年，日伪统治越来越严，他家在南京南湖一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他死守着这个秘密，没告诉任何人。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吴旋改名吴旋，纪念胜利。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临时参议会，公开征集日军罪行证据。他看到公告，立马从床下箱子里翻出相册，写了个呈文，详细说明发现过程和保存经历，上交给参议会。呈文里他说，这东西经无数困苦都没扔，留着就是为清算敌人。参议会收到后，转给南京军事法庭，定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这个相册在审判中派上大用场。谷寿夫是日军第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1946年2月在东京被捕，8月押解回南京。他一开始死不认账，狡辩说没下屠杀令。法庭公审时，出示了这本相册，16张照片清清楚楚：日军士兵刺杀平民、强暴妇女、焚烧民房、堆尸扬江。谷寿夫一看，脸色煞白，再也辩不下去。1947年2月6日至8日，法庭在黄埔厅连续审了三天，最终判他死刑。4月26日，在雨花台枪决，围观群众无数。这相册成了铁证，帮着钉死了这个战犯。吴旋后来看到报纸报道，心里总算舒坦了点。他继续过普通日子，当工人，娶妻生子，从不炫耀这事。罗瑾在福建也低调生活，开了小照相馆，写了不少回忆手稿。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事情才曝光。1993年，罗瑾70多岁，回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墙上展出的照片，正是他当年保存的。他联系馆方，讲了来龙去脉。1994年，馆里安排他和吴旋重逢，两人时隔半个世纪，在纪念馆前合影，回忆当年细节。罗瑾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冲的。吴旋补充了发现过程。两人重逢后，罗瑾被福建大田县推为政协委员，常去学校讲历史。吴旋也参加些活动，但不多言。1998年，吴旋去世，享年72岁。罗瑾2005年2月5日在上海病逝，82岁，留下12万字手稿《历史的诉说》。 相册原件现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2015年10月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一部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复制品在纪念馆展出，提醒大家那段历史。罗瑾和吴旋这种普通人，靠着胆识和坚持，留下了宝贵证据。日军暴行铁证如山，谷寿夫那种战犯罪行累累，终究逃不过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