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顶尖半导体教授李爱珍，申请中科院院士被淘汰，不料2007年，她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面对记者采访，她淡然表示：感谢祖国的栽培！ 2007年的春天，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评审结果传到上海时，李爱珍正在实验室整理旧数据。 学生拿着打印出来的新闻冲进来说：“李老师，您当选美国外籍院士了！”她抬头笑了笑，指着电脑屏幕上的量子级联激光器光谱图：“你看这个峰值，再调0.1纳米就完美了。” 那时她的办公桌上，还压着2005年第四次申报中科院院士的未通过通知，纸角已经泛黄。 1985年，分子束外延实验室的铁皮门总在深夜被推开。李爱珍裹着军大衣，手里攥着从废品站淘来的不锈钢管，管身上的锈迹蹭在白大褂上，像幅抽象画。 “MBE设备的反应室必须真空密封，进口的要几百万，咱买不起。”她对团队说这话时，眼镜片上还沾着焊锡的烟渍。 那台后来打破西方封锁的国产MBE设备，最初的腔体是用医院淘汰的高压消毒锅改的，真空泵是从机床厂借来的旧零件，调试时爆炸过三次。 最严重的一次把天花板炸出个洞，她顶着满头灰尘记数据：“漏气点找到了，明天换个密封圈。” 1956年的莫斯科，20岁的李爱珍在半导体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抄笔记。苏联老师扔给她一本英文教材：“中国学生看不懂这个。” 她没说话，把字典垫在书下，一个词一个词地啃，三个月后用俄文写出了《半导体材料提纯工艺》的论文，让老师重新打量这个扎麻花辫的姑娘。 回国时，她的行李箱里装着37本手写笔记，海关检查时问是什么，她说是“给国家的礼物”。 2000年，量子级联激光器点亮的瞬间，实验室里没人说话。5到8微米波段的红光在暗室里跳动，像极了1989年MBE设备成功运行时的那束蓝光。 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继美、瑞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而李爱珍团队用的，还是那台修修补补的国产设备。 有企业开价百万想买专利，她摆摆手：“先给国内研究所用，让学生们练手。”那年她64岁，已经开始申报院士，第一次推荐人不够，她笑着对学生说：“说明我成果还不够多，接着干。” 美国科学院的提名信来得很突然。2006年，贝尔实验室前副总裁卓以和院士来华访问，在旧资料里看到李爱珍1992年发表的MBE论文，里面关于“组分渐变缓冲层”的构想。 比美国同行的专利早了两年。“你们怎么能让这样的科学家落选院士？”卓以和在座谈会上拍了桌子，回国后就提交了提名。 美国的评审流程里，没有年龄限制，没有行政职务要求，12位评委全票通过，评语里写着：“她的研究让中国半导体材料从跟跑变成并跑。” 2005年冬天，第三次申报工程院院士失利后，李爱珍去了趟半导体厂。车间里轰鸣的设备，核心部件正是她团队研发的外延材料。 厂长握着她的手说：“李老师，您的技术让我们每年省几千万进口费。”她摸了摸冰冷的机器外壳，像摸到了当年那台自制MBE的金属壁，突然觉得那些未通过的通知，也没那么重要了。 成为美国外籍院士后，有记者追问“四次落选是否委屈”，她指着实验室墙上的地图：“你看，从上海到莫斯科，从北京到硅谷，搞科研的路从来不是直的。” 那年她71岁，每天仍骑着旧自行车上班，车筐里装着馒头和实验记录本。 学生发现，她的美国院士证书被压在1980年代的实验报告下面，上面写着一行小字：“设备寿命测试：第1876天，正常运行。” 如今的实验室里，还放着她1956年带回的那本字典，纸页脆得像枯叶。最新的博士生在做宽禁带半导体研究，用的理论模型，是李爱珍2001年在落选院士后发表的论文。 “李老师说，头衔是别人给的，问题是自己找的。”学生们这样说。而那台1989年的MBE设备，被送进了国家博物馆，铭牌上写着：“制造者：李爱珍团队——让中国半导体有了自己的‘心脏’。” 她始终没去美国参加院士典礼，理由是“实验室离不开”。有人说她“墙内开花墙外香”，她却在退休后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写：“所有成果，都根植于祖国的土壤。” 这话写在2010年，彼时她的学生已经有人当选中科院院士，在致谢词里总说：“我导师教会我，科学的勋章，永远刻在解决问题的图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