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刘伯承和陈毅到达西柏坡。当晚，毛泽东就对陈毅说，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有什么要求嘛尽管可以提。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 1948年的西柏坡，冬夜的风带着土腥味，院子里烧柴的烟味混在一起，钻进屋子，呛得人直眯眼。 刘伯承和陈毅赶到的时候，鞋帮子沾着泥，外套的扣子半开着，像是一路上谈事谈得急。 那天晚上，毛泽东没多绕话，见了陈毅，点着烟就说：上海解放了，你去当市长吧，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 话是平平地说出来的，可屋子里的灯光摇了一下，谁都知道这句话有多重。 陈毅只是笑了笑，那种知道责任压到肩头的笑。 他明白，这“败仗”不仅是枪炮上的输赢，还关乎着一座城市的脸面。 上海，是银行和码头的城市，是电车叮当、霓虹闪烁的城市，破坏一次，就得用几倍的时间和力气去修补。 从那晚起，作战会议上就多了一条暗线——怎么打才能不毁这座城市。 讨论的时候，粟裕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圈，一遍遍提醒哪些地方不能用重炮。 陈毅加了一句，部队进城，不许随意进民宅，不许扰民。 这些话听着像家长里短，可真落实起来，比打仗还难。 几个月后，黄浦江两岸的枪声稀稀落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 那天的早晨，南京路的铺子照常开门，门口挂着刚擦过的玻璃；黄浦江上小轮还在摆渡，水面被划出一道道纹路。 解放军按计划推进，街上秩序没乱，像是这座城只是换了个主人。 可这种平静没能维持多久。 从舟山机场起飞的轰炸机，像不速之客，隔三差五就来“拜访”。 B-24、B-25、P-51、P-38……名字各异，目的相同——炸电厂、炸水厂。 杨树浦发电厂挨了重拳，一半设备报废，整座城市陷进黑暗。 商店里点起蜡烛，车站的广播停了，电车僵在轨道上不动，像一群失了魂的马。 陈毅在市政会议上说：“解放了上海的土地，还没解放天空。” 他敲着桌子，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荡。 那时候的防空部队，年轻得像刚上阵的学徒兵，没什么远程预警能力，只能等到敌机压下来才慌忙抬起炮口。 要改变，就得有人去造一双提前看到的眼睛。 安国路76号的楼顶，一台从国民党缴获的四式雷达被架了起来，天线像铁做的花架，朝着天转。 刚竖上去时，大家围着看，心里盘算着它能替上海撑起一片安稳的天。 可几次空袭，它像个聋子，什么都听不见，屏幕上一片死寂。 毛病出在年纪太大，零件不全，发射和接收的频率对不上。 1950年的冬末，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21个学生被叫了名字，还没等毕业典礼，就被送到安国路。 他们背着小包，住进楼下的宿舍，晚上铺的是木板床，白天爬上楼顶一根根查线路。 风大得能把人吹得脚底发飘，螺丝掉到地上顺着水沟滚远，他们就趴着去捡。 市无线电台的主任工程师钱尚平来了，没带什么行李，只拎着一个小包，包里是工具和几张图纸。 他和交大的讲师蒋大宗并肩蹲在设备前，拧开机壳，调频、测波，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新开始。 终于有一天，荧光屏上闪出一个模糊的亮点——近距离的固定回波。 有人笑出声，又赶紧压低了，怕惊动了什么。 3月10日，雷达正式能用了。那天值班的人眼睛都盯着屏幕，手心出了汗。 两个月后的5月11日深夜，两架B-24轰炸机贴着夜色往上海飞，保持无线电静默，以为没人发现。 屏幕上的波形先动了，报告传下去，探照灯亮起，炮声跟着撕开夜空，其中一架在半空炸成火球，火光映亮了半边天。 第二天，残骸落在郊外，成群结队的人赶去看，带着孩子，提着篮子，像赶集一样。 那21个学生里，有20个穿上了军装，从此成了雷达兵。 他们从上海出发，把设备搬到沿海、搬到北方的哨所，一路守着天空。 多年以后，有人回忆说，当时没想什么宏大的词，只盼着上海的灯别再灭，空袭来的时候能提前喊一声让人去躲。 安国路的楼顶早变了模样，雷达也进了博物馆，可想起那个亮点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的夜晚，心里还是热的。 夏天的黄昏，江边的风吹得旗子哗哗响，像那年夜空中探照灯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