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听说母亲尚在人世，就带妻子回家，却见原配在喂猪，问出憋了24年的话：“四娣，你怎么也在？”
这一声问，藏着太多故事。要从几十年前的闽西山区说起。
1906 年，闽西山区的刘家和王家，按当地习俗结为异姓兄弟，关系走得极近。
没多久，王家第四个女儿出生了。刘忠的父亲刘庆喜看着襁褓里的女婴，直接抱过来说：“这孩子，我养了。”
从那天起，这个叫王四娣的女婴，就和刘家的儿子刘忠一起长大。
两家的陶罐在灶台边并排放着，一放就是 16 年。日子一天天过，两个孩子也长成了大人。
1924 年冬至，是个好日子。18 岁的刘忠，和 16 岁的王四娣，在自家祖宗牌位前拜了堂，完成了婚仪。
没有隆重的排场，却满是乡里乡亲的祝福。
新婚第三天，刘忠正在院里劈柴，斧头突然停在半空。他转身对王四娣说：“四娣，我要去当红军。”
王四娣手里正缝着衣服，针尖一下子扎破了手指，血珠滴在丈夫的草鞋上。
她没问 “红军是啥”，也没拦着，只是连夜把自己陪嫁的银镯熔了，做成 20 枚铜板，仔细缝进刘忠的衣襟里 —— 这是她能给丈夫的全部支持。
1934 年，湘江战役打响了。
当时刘忠是红一军团的侦察科长，他站在全州城头上，拿着望远镜，眼睁睁看着国民党的飞机往下投炸弹，战场上火光冲天。
而在 300 公里外的才溪乡，王四娣正背着婆婆往山洞里躲。
她怀里揣着家里最后半袋红薯，那是母子俩仅剩的口粮。
没多久，“红军伤亡过半” 的消息就传到了村里，人心惶惶。
王四娣没等刘忠的消息，只能用藤条把婆婆牢牢绑在自己背上，一步一步走出村子，开始了乞讨的日子。
这一讨，就是十年。
1935 年，形势更差了。之前闽西苏区给红军家属的优待条例，全都成了废纸。
清乡队的人找上门，拿着皮鞭抽打王四娣，逼她说出红军的下落。
王四娣咬着牙，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硬是护住了婆婆的性命。
日子越来越难，婆婆看着王四娣一个人撑着，心里过意不去。
她先后找了好几次，想让王四娣改嫁。
第五次时，婆婆把邻村纸匠五哥子的八字，摆到了家里的香案上。
王四娣看着祠堂外飘下来的木棉树籽，知道婆婆是真心为自己好。
她沉默了半天，最终在改嫁的契约上，按下了自己的指印。
可命运弄人，改嫁没几年，五哥子就去世了，王四娣又独自回到了才溪乡的老宅。
1950 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
刘忠一直惦记着母亲，派警卫员四处找。最后，警卫员在一群讨饭的人里找到了林连秀 —— 刘忠的母亲。
当时老人正拿着打狗棍，一点点丈量着去县城的路，想找个能糊口的活计。
后来，刘忠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王四娣，旁边标注着 “牺牲”。
刘忠握着照片，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再也见不到那个当年送他去当红军的女人了。
直到 1953 年，刘忠带着现任妻子伍兰英，回到了才溪乡的老宅。
伍兰英不是普通人，她是四川苍溪人，1932 年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还参加了红军第四方面军。
她当过宣传队长，也做过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1935 年跟着部队参加了长征，后来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是个实打实的革命同志。
推开老宅门，刘忠一眼就看到了院里喂猪的妇人。
妇人转过身，正是王四娣。
伍兰英先反应过来，快步走上去，握住王四娣皲裂的手说：“嫂子，老刘的军功章，有您一半的功劳。”
这句话让刘忠想起了 1937 年的延安。
那年他和伍兰英结婚，林彪同志特意塞给了他 27 块边币，说：“给兰英买身红衣裳，好好办婚事。”
重逢之后，王四娣还是住在老宅里。
从那以后，每个月她都会收到一个从成都寄来的包裹 —— 那是刘忠和伍兰英给她寄的生活费和生活用品。
王四娣日子过得俭省，却总把包裹里的军用罐头，分给村里没爹没妈的孤儿。
1968 年的一个冬夜，王四娣整理箱子时，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
油灯下看得清楚：穿中将礼服的刘忠站在中间，旁边站着穿列宁装的伍兰英，两人都带着笑。 王四娣拿着照片，看了很久。
1982 年，伍兰英病重。
她拉着刘忠的手，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先去等您，三十年后，咱们再重逢。”
说完这句话没几天，伍兰英就离世了。
2002 年，刘忠临终前，没留什么私产，而是把自己攒下的两万元积蓄，全都捐给了才溪小学。
后来，才溪小学的电脑室里，荧光屏上放着《红军长征路线图》，孩子们围着屏幕，听老师讲当年红军长征的故事。
刘忠这一辈子，非常传奇。
他参加过长征，在红一军团当侦察科长时，多次深入敌后打探情报，为部队行军开路；后来他还率领部队解放了西康，被大家称为长征 “尖兵”，立了不少战功。
而王四娣，她在闽西山坳里守了一辈子。
她没上过战场，没立过功，却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对刘忠的牵挂，也守住了一个普通女性的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