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地下党康乃尔正在茶楼打牌，一军统美女突然拍了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起开，让我来打，”康乃尔瞬间反应过来，迅速下楼从后门离开，后伪装成乞丐回了延安。 1951年春天，康乃尔在成都收到一则消息，说王化琴被捕了，那时候镇反运动正在最紧张的阶段，军统旧人一个个被翻了出来，谁也躲不过，王化琴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判决书上，罪名简单明了：军统上尉，曾任邮电检查所所长，判的是死刑，执行在即。 康乃尔手里握着那张纸，愣了很久，他已经很多年没听到王化琴的消息，自从解放后各忙各的，他也从不主动提起往事，可那年重庆茶馆的事，一直像块石子压在心底，早忘不了，那不是一段浪漫故事，更不是英雄救英雄，而是一场命悬一线的逃亡，一次恰到好处的援手，那之后，他活了下来，继续干地下工作，又走上仕途，而王化琴，被军统调查，关了半年，后来辞职回乡，像从历史里被抹去了一样。 王化琴不是普通人，出生在四川南充一个大家族，父亲王连山曾是川军高官，家里有钱有势，她从小聪明，会几门外语，还去日本留学，1937年回国，康乃尔劝她去延安，她去了，也真在那里学了一阵子，后来被派去国军部队做政治教官，结果战乱中走散，阴差阳错进了军统，本想找路回延安，却被军统看中，成了特务，还当上了小领导，这转变听起来像戏，可那时候的乱世，谁都可能被命运推着走。 康乃尔那几年在重庆搞地下活动，白天装成茶客，晚上传递情报，他反应快，伪装能力强，可再小心，也有走漏风声的时候，1940年的一天，他照常去茶馆“打牌”，其实是在交接情报，那天事情本该顺利，却有人提前泄密，军统布好了抓捕，王化琴提前得知，匆忙赶到茶馆，用一个简单的动作提醒康乃尔离开，康乃尔当时没多想，凭着直觉走后门溜了，穿过几条巷子，换了身衣服，装成乞丐，连夜逃出城，从重庆绕路回延安，花了快一个月才安全抵达。 这事之后，王化琴在军统内部被调查，她咬死不认，靠父亲托关系，加上有老上级帮忙，最后只是关了半年便被放出来，出来后，她再没回军统，而是回到南充教书，过起普通人的生活，她不再谈论过去，也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有人说她是迷途知返，也有人说她是看透了现实，无论怎样，她从此成了一个沉默的存在。 康乃尔一直记得王化琴那天的举动，他清楚，她那一下救了他一命，没有她那一次提醒，他可能早就被抓，甚至命丧当场，而她，冒着极大的风险保护了一个敌对阵营的人，这不是信仰的胜利，也不是情感的爆发，而是一种不太讲得清的执念——也许是老朋友之间残存的情分，也许是对自己曾经理想的一点回响。 所以，当听说王化琴被判死刑时，康乃尔坐不住了，他写了一封信，直接寄到昭化县，信里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渲染情感，只是把当年的事情详细说明，说王化琴曾在危急时刻帮助过他——一个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提到那天的情形，提到她的举动，提到那之后她所承受的后果，他没有请求赦免，只是陈述事实，说如果历史要追责，也该把这一笔记上。 县里收到信后，召开了几次会议，当时的气氛紧张，特务问题被当作重中之重处理，但这封信让事情复杂起来，有人说不能因私情破坏政策，也有人认为既然有救人之举，是否该从宽处理，最终，判决改了，死刑撤销，改为劳改三年。 王化琴被送去劳改农场，那三年她没有申辩，也没有叫苦，她做事勤快，态度平和，没人看得出她曾是军统的人，三年后被释放，她没再回南充，而是去了上海，靠做翻译维生，后来进了一所中学教英语，日子平平淡淡，没再惹出什么风波，直到她去世前一年，才被平反，说她曾协助革命工作，取消原有处分。 康乃尔这些年仕途顺利，做过副省长，当过大学校长，也参与过不少重要事务，他从不在公开场合提王化琴，也从未以此邀功，只有在熟人面前偶尔提起，说那年能活下来，不只是靠自己聪明，也有人在关键时刻没袖手旁观，他说这不是谁欠谁，而是命运在某个节点上做出的选择。 王化琴的一生，说不上光辉，也谈不上堕落，她曾是进步青年，也曾是军统特务；她帮助过共产党人，也参与过情报审查，她做过选择，也承受过后果，她不是完人，但她的故事里，有一种朴素的人性在闪光，她没有高谈理想，也没喊口号，她只是在人生最危险的时候，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这件事改变了别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她自己的一生。 康乃尔和王化琴此后再无交集，他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晚年，一个在体制内稳稳落脚，一个在讲台上默默老去，他们的名字没写进大历史，但那段交错的往事，偶尔被人提起，就像在风中飘散的旧信纸，带着尘土，也带着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