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国民党上将陈仪去南京参加绝密会议。当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人事调整时，陈仪大吃一惊，难道策划起义的事情暴露了？ 陈仪，是老蒋的浙江元老，资历很深的国民党元老，曾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1948年夏，在老蒋的推荐下，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陈仪心里清楚，倘若继续追随国民党，不仅自己会落得历史罪人的骂名，浙江的百姓也将深陷战火煎熬。为了不让家乡遭受战火蹂躏，他在心中暗暗定下决心，打算在解放军渡江之后，于浙江发动起义，为家乡争取和平的可能。 就在陈仪紧锣密鼓的筹划起义时，接到了让他南京开会的通知。 会场上，老蒋神情凝重，逐一宣布着人事变动安排。“陆军总司令” 余汉谋调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参军长薛岳改任广东省主席、汤恩伯升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调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张群转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等等。 陈仪听着这些任命，心中的不安感愈发强烈，不禁心头一紧：难道自己策划起义的事情已经暴露了？ 实际上，陈仪倡导和平的一系列活动，早就被特务头子毛人凤密报给了老蒋。老蒋对此极为不满，但考虑到陈仪的身份，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选择了暂时按兵不动。 这次会后不久，老蒋宣布下野，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走到了前台。 老蒋其实是“隐而不退”，在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局势。对此，陈仪很不满意，在《东南日报》上公开发文，说老蒋既然下野，就应该出国，让李宗仁放手去干，并说“争取胜利需要勇气，承认失败同样需要勇气”。 老蒋看了报纸后，气得暴跳如雷，让毛人凤加强对陈仪的监视。 然而，陈仪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来保障起义的顺利进行。于是，他想到了汤恩伯。 汤恩伯早年的发迹，全靠陈仪的提携，两人私交甚好，关系如同父子一般。陈仪认为，凭借这份深厚的情谊，应该能够劝说汤恩伯率领部队与自己一同起义。 陈仪还乐观的估计，就算汤恩伯不愿起义，也断不会出卖他，毕竟两人关系匪浅，而且汤恩伯的妻子还是陈仪的干女儿。 陈仪决定派侄子丁名楠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汤恩伯，并征求了当时参与策反工作的胡允恭的意见。 胡允恭建议陈仪在信中加上 “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 这一条，陈仪当即表示同意。 汤恩伯单独会见了丁名楠，看了陈仪的信后表情复杂，考虑了良久后说：“我身边耳目众多，时机尚未成熟，过几天我去杭州当面详谈。” 丁名楠赶回杭州向陈仪汇报，陈仪听后十分欣喜，对胡允恭说：“恩伯对我言听计从，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和我共进退，起义的事情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汤恩伯却迟迟没有来杭州。陈仪再次让丁名楠带着亲笔信前往上海，这封信一是介绍胡允恭去见汤恩伯，二是希望汤恩伯委任丁名楠为秘书。 汤恩伯看完信后，对丁名楠说欢迎胡允恭前来见面，随时都可以，也同意委任丁名楠为秘书，还说委任令很快就会下发。 接着，汤恩伯问：“部队不一定都听我这个总司令的，不知道还联络了哪些人？信里提到的胡先生是不是其中之一？他代表哪方面的力量？人多才能更好地成事啊。” 胡允恭把汤恩伯同意见面的消息向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吴克坚汇报。 吴克坚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制止道：“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你暂时不要去见汤恩伯，等进一步确认消息后再说。”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吴克坚亲自赶到胡允恭的住处，把他从床上叫醒说：“情报已经证实，汤恩伯出卖了陈仪，特务很快就要对陈仪采取行动了。你立刻动身去杭州，连夜向陈先生说明情况的变化，让他火速乘飞机飞往江北，只要过了江，他的安全由我们全权负责。” 胡允恭当天就乘快车赶到杭州，当面把情况汇报给陈仪，但陈仪不以为然的说：“这是蒋先生放的烟雾弹，我和恩伯如同父子，他不会出卖我的。” 就这样，陈仪不顾劝阻，自信的前往上海去见汤恩伯。2月21日夜，陈仪刚到上海的住所，就被汤恩伯派的卫队给包围了。说是 “保护”，实际上是软禁了起来。 2月23日上午，上海警察局长毛森突然带人来到陈仪的住所，宣布了逮捕的命令。 直到这时，陈仪才猛然醒悟，但已经太晚了，他愤怒不已，不停地给汤恩伯打电话，可电话那头总是客气地回复：汤总司令不在。 这时，陈仪急忙暗示女儿陈瑛设法通知好友，轻声说道：“我自己没什么要紧的，只希望胡先生没事。总会有流血牺牲，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2月27日，陈仪被押上飞机，送到浙南衢州，关押在东门开明坊1号的警备司令部里。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陈仪被紧急转移到台北软禁起来。 1950年6月初，在老蒋的授意下，对陈仪进行“军法审判”，汤恩伯作为“证人”出席。 6月18日，陈仪被执行死刑，临刑前写下绝笔诗：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