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女记者黄君珏：遭遇日军围剿被迫跳崖殉国 在中国的抗战史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八路军”“根据地”“扫荡”这些字眼，但很少有人真正把视线投向那些在枪炮声中拿笔、写稿的人。报纸、情报、新闻，这些在战火中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实际上决定了敌我之间信息的传递、舆论的方向。黄君珏，就是这样一个“写字的人”。 她1912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旧官僚家庭。按理说，以她的出身，可能走的路应该是安稳、循规蹈矩的。但她15岁就走出了家门，投身到长沙的学生运动里。那可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女孩敢在街头喊口号、参加游行，已经不是一般的勇气了。后来，她考进复旦大学经济系，1930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说白了，她的成长轨迹，已经完全和“安稳”没有关系了。 如果没有抗战，她可能会是一个写文章、做社会运动的知识女性；但抗战让她变成了战地记者。1939年，她和丈夫王默馨一起到太行山根据地，进入了华北《新华日报》社。她不是那种“纸上谈兵”的人，既懂新闻，又能处理复杂事务，做了秘书主任。说句实在话，在那样的环境里，既要有政治判断，又要有生活智慧，能当上这个位置，说明她的能力得到了组织和同事的完全认可。 1942年5月，是太行根据地最危险的时刻。日军发起所谓“铁壁合围”，三万多兵力，加上飞机轰炸，想一口气把八路军总部、党报社、机关干部全都消灭。你可以想象那种压迫感：一昼夜75公里的行军速度，直接把包围圈缩到25公里。别说当时的通讯条件了，就算放在今天，这样的围剿规模也足够让人窒息。 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决定让各部门分散突围。黄君珏把自己3岁的儿子托付给老乡，然后带着几位女同志上路。这个细节特别让我动容。一个母亲在那种情况下把孩子交出去，心里该有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能回不来了”。她当时才三十岁，孩子才刚刚学会说话。 突围过程中，何云社长牺牲，王默馨重伤，整个报社几乎是用生命在支撑。6月2日，黄君珏和十几位女同志被困在黎城的道士帽山。山势险峻，顶上有个石洞，能藏身，但也容易被围。果然，100多个日伪军很快追了上来。 从这里开始，故事进入了最残酷的部分。黄君珏带领大家坚守，从早到晚，整整一天。她开枪打退敌人，把他们拖住，甚至在敌人放火的时候，她再次冲出洞口，用身体去吸引火力。其实，战争中的很多“英雄壮举”往往都是极端环境下的最后抉择——不是她不知道可能会死，而是她更清楚，自己必须把敌人拖住，给别人留一线生机。 天黑了，子弹没了，火越来越旺。这个时候，她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她告诉同志们，不能当俘虏，唯一的出路就是跳崖。然后，她理了理短发，整了整军装，把手枪砸断扔掉，纵身跳下了悬崖。 我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去形容这种场景。没有煽情，没有悲壮的“背景音乐”，就是一个人，在火光、在枪声、在血流不止的身体里，完成了对自己的最后要求。她说的是“宁死也绝不能当俘虏”，但在我看来，那不仅仅是抗争的姿态，更是一种自我选择——我不能把尊严留给敌人。 1942年“九一八”纪念日，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为她修建了陵墓。她的名字，和另外五十多位烈士一起，刻在纪念碑上。重庆的《新华日报》还专门刊登悼念文章，称她是“新中国的女性”。 很多人可能会问：她只是一个报社的秘书主任，为什么日军要花那么大力气围剿？其实答案很简单——新闻和舆论，在那个年代就是武器。《新华日报》不仅仅是报道，更是动员，更是根据地的声音。一个有经验、有威望的新闻干部，比一支部队损失几个班的战斗力，意义还要重大。敌人想消灭的，不只是人，而是“话语权”。 她的丈夫王默馨后来带着儿子活了下来，把孩子改名为“黄继佑”，意思是要继承母亲的志向。这个细节让我想起很多抗战遗孤，他们的人生被战争彻底改变。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的记忆里可能只剩下“母亲走了”，而没有办法亲眼见证她是怎么死的。但等他长大，知道母亲是这样一个人时，心里那份重量，应该会伴随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