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新疆乌鲁木齐，男子到烟酒行买了2瓶飞天茅台酒准备宴请朋友，共花了5400元。可朋友喝了酒后，怀疑酒是假的，于是让男子去举报烟酒行，后经鉴定果然是假酒，于是男子将烟酒行告上法院，要求返还5400元购酒款并赔偿54000元。一审法院支持了退一赔十的请求，但二审法院却发现了重大问题。 （信源：手机光明网——一男子多次购买假茅台后索赔十倍赔偿，法院：退还酒款，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花费数千元购得一瓶假冒茅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寄望于法律，期望商家承担“假一赔十”的责任。这一期望看似合情合理，然而现实情况却常常令人大失所望。 最近，乌鲁木齐和上海的两起假茅台索赔案，就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两地的消费者都手握假货的铁证，但最终都只拿回了本金，他们所期望的十倍惩罚性赔偿，无一例外地被法院驳回。 乌鲁木齐的刘某，就倒在了第一道门槛上，一个关于他“身份”的拷问。2024年3月，刘某在一家商行，通过微信支付了5400元买下两瓶茅台。几个月后，他拿着假货鉴定报告，将店主郭某告上法庭，索赔十倍，也就是54000元。 起初，一审法院全额支持了刘某的诉求，认定商家销售假酒且未履行检查义务，理应受到处罚。然而，案件进入二审阶段后，形势骤然逆转。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刘某的行为模式存在异常。 他不仅多次购买同款酒并索赔，甚至在此次购买过程中，还进行了全程录像以获取证据。这些细节使得二审法院对其购买动机产生了质疑。法院认为，刘某购买茅台的主要目的，似乎并非出于个人品尝或招待亲友这类“生活消费需要”。 他的行为，更像是一种以索赔牟利为目标的系统性操作。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核心，是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打击不法经营，而非鼓励一种新的牟利方式。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的行为超出了法律意义上“消费者”的范畴，因此撤销了一审判决，只判令店主退还5400元货款。这道“身份之门”，将以诉讼营利为目的的购买者，挡在了惩罚性赔偿的大门之外。 即便索赔者的身份无可挑剔，也未必能笑到最后。上海的张先生就遇到了另一堵墙，这堵墙的名字叫“举证责任”。张先生在上海一家店铺花了8400元购买了三瓶茅台，回家品尝后发觉味道不对。 他将酒送到茅台公司鉴定，结果证实是假冒产品。于是，张先生信心满满地将商家告上法庭，同样要求十倍赔偿。与刘某不同，张先生的消费行为没有任何疑点，他就是一位普通的市民。 然而，法院的判决再次出乎意料，同样驳回了他的十倍赔偿请求。法院给出的理由很直接：酒是假的，没错，但张先生没能拿出证据，证明这假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也就是说，它可能对身体有害。 法院的逻辑，是将“假冒伪劣”和“不安全食品”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假冒”侵犯的是品牌方的知识产权和消费者的知情权，而只有“不安全”的食品，才能触发食品安全法中严厉的惩罚性赔偿条款。 从乌鲁木齐对购买动机的审视，到上海对假货性质的苛刻界定，这两起判决，看似都让消费者吃了亏，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消费维权法律背后的一套平衡逻辑。 法律既要像一把利剑，斩向那些危害我们“舌尖安全”的不法商家，也要像一面盾牌，防止维权规则本身被滥用，成为一些人敲诈勒索的工具。 这些高门槛的存在，也促使我们思考更有效的维权方式。当民事诉讼的路走不通时，或许可以换个思路。比如，第一时间选择刑事报案，让拥有侦查权的公权力介入，去追查假货的生产源头和销售链条。 一旦刑事案件成立，制假售假者面临的将是更严厉的法律制裁，消费者后续再提起民事赔偿，也会更有底气。法律的天平，总是在保护弱者和防止滥用之间来回校准。这些案件引发的讨论，本身就是推动它走向更优解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