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上将在西线指挥11军、13军、14军从云南方向强渡红河天险，攻入越南柑塘、老街等地，全歼越军345师，重创316A王牌师，取得了自卫还击的重大胜利，实现了惩戒越南小霸的目的。 说起1979年那场战争的西线战场，很多人印象里就是解放军势如破竹，强渡红河，端了越军在柑塘、老街的老窝。打得确实漂亮，但你可能不知道，这漂亮的战功背后，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临阵决策。最初的作战方案，差点就让咱们的重拳打在了棉花上。 那时候，昆明军区最初的计划，是把主攻方向放在红河东岸，先打打外围，啃一些小据点。这方案不能说错，就是太稳了，有点“四平八稳”。打仗是什么？是集中优势兵力，找准敌人的要害，一击毙命。你分散兵力去打那些无关痛痒的地方，敌人主力没伤到，自己的时间、弹药、人员都消耗了，这仗还怎么打？ 关键时刻，还是前线的指战员最有发言权。当时第13军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副军长兼参谋长刘桐树，那真是“眼毒”，他们通过反复勘察和情报分析，觉得这仗不对劲。他们发现，越军的王牌主力第345师和防御工事的核心，全都在红河西岸的老街、柑塘地区。这才是越南西北方向的“大门”，打蛇就要打七寸，擒贼就要先擒王。把主力放在东岸，等于你在这边敲锣打鼓，人家主力在对岸隔岸观火，等你累了再过来收拾你。 于是，13军党委形成统一意见，大胆地向上级提了个新方案：改变主攻方向，集中13军、14军两大主力，以红河为界，并肩突击，两个拳头一起上，直捣西岸的敌军心脏。 这个建议在当时可是个“大胆的想法”，那是要把整个战役部署推倒重来啊。1979年1月15日，总参和昆明军区的几位大佬，包括杨勇副总长、何正文副总长，还有咱们今天的主角杨得志司令员，都到了一线视察。 地点就在云南河口县的南溪农场，13军的前线指挥部。刘桐树把新方案一汇报，在场的大佬们都听得很认真。杨勇副总长听完，直接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你们军党委的意见？” 刘桐树斩钉截铁地回答：“是军党委的意见，我们10号已经用电报上报军区了！” 听了这话，几位总部首长都觉得这个方案靠谱。杨勇副总长当即表态：“这个意见很好，这个方案很好，请杨司令员下决心。”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杨得志身上。这位从井冈山一路打出来的老将军，此刻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是按原计划稳扎稳打，还是相信一线指挥员的判断，来一次“乾坤一掷”？ 为了看得更清楚，杨得志带着大家登上了离前沿仅一河之隔的“四连山”。拿着40倍的望远镜，对岸敌人的阵地，甚至20公里外的柑塘市北山都看得清清楚楚。结合着眼前的实地地形，再回味13军的方案，杨得志心里有底了。他声音洪亮地一锤定音：“这个决心我现在定了！” 就这么着，在战役发起前的一个月，西线战场的总部署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现在回看这段历史，真是让人捏把汗。这不仅仅是一次作战方案的调整，它体现了我军“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最高指挥官的魄力，和一线指战员的智慧，在那一刻完美结合，才有了后来西线战场的摧枯拉朽。如今咱们军队搞改革，天天强调“从实战出发”，其实早在46年前，杨得志将军就在前线给咱们上了一堂最生动的课。 1979年2月17日凌晨，随着杨得志一声令下，西线大军万炮齐发，强渡红河天险的战斗打响了。越军以为固若金汤的红河防线，在我军强大的炮火和舟桥部队面前，一夜之间就被撕开了无数个口子。 13军和14军的将士们，就像下山的猛虎，按照新的作战部署，直扑老街、柑塘。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但也异常坚决。尤其是负责穿插断敌后路的部队，那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冒着炮火，用最快的速度楔入敌人纵深，关上了越军第345师逃跑的大门。 最终的结果，我军全歼越军345师，重创了号称“王牌”的316A师，打出了国威军威。杨得志上将坐镇指挥，运筹帷幄，将这一场硬仗、险仗，打成了一场彪炳史册的歼灭战。这场胜利，不仅狠狠惩戒了越南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它打乱了当时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为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争取了宝贵的和平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