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渊这么干，背后藏着关陇贵族圈子的门道。 北周、隋、唐三朝皇帝，说到底都是关陇集团里混的“自己人”。 李渊眼里的改朝换代，压根不是砸烂旧世界的革命，而是关陇豪门内部“换CEO”的操作。 他压根不想大动干戈搞利益洗牌，只想让权力在圈子里平稳交接。 隋朝倒了，那些前朝贵戚代表的不是失败者，而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利益。 用他们当宰相，等于给整个利益联盟吃下定心丸。 李渊自己就是这圈子的“天选之子”。 七岁那年父亲李昞去世，他直接继承唐国公爵位，成了关陇集团最年轻的万户侯。 隋文帝杨坚是他亲姨夫，隋炀帝杨广是他表兄弟，朝堂上走路都带风。 这种从娘胎里带出的贵族光环，让他对“身份”格外敏感。 有次他得意地对裴寂说：“你看刘邦、曹操那些草根皇帝，打仗打得百姓苦哈哈。 咱们可是世代清贵，哪像萧何曹参那种刀笔小吏出身？千百年后，史书都得夸咱俩体面！”这话活脱脱暴露了他的心思——皇位要坐，贵族派头更不能丢。 所以他搞的是“分头管理”策略：自己代表关陇旧贵族坐镇中央，把拉拢军事新贵的脏活累活甩给李世民。 秦王府里招揽的房玄龄、杜如晦等寒门才俊，朝廷上基本不见踪影。 李渊盘算得挺美：既用旧贵族稳住基本盘，又用父子名分压着李世民别让新贵闹腾。 结果呢？新旧势力在他眼皮底下裂成两半，秦王府成了关东豪杰大本营，与关陇旧臣把持的朝廷渐行渐远。 李渊的性格也注定他走不了“破旧立新”的路子。 入主长安后，这位开国皇帝竟再未亲临战阵。 河东战役时裴寂惨败，他只在城边督战片刻，转头就派李世民去收拾烂摊子。 对比刘邦五十多岁还亲自追着黥布打，李渊的保守显露无疑。 更麻烦的是他偶尔还突发性“上头”：武德四年突然下令废洛阳东都地位，火烧宫殿，结果逼反关东势力，刘黑闼十万大军把唐军揍得找不着北。 最后还得靠李世民救场——这仗打得越凶，李世民的威望就越高，父子间的权力天平歪得越厉害。 更让新贵心寒的是他的封赏逻辑。 那些寸功未立的胡人将领能被赐姓李、封郡王，而真刀真枪打江山的李绩（徐世勣）反倒待遇平平。 疑心病也重，李靖、杜伏威等人都“被谋反”调查过，连太子李建成都被构陷过。 这种氛围下，关东豪杰们自然全聚到“天策上将”李世民麾下，文学馆里招揽的十八学士，成了贞观朝宰相的预备班。 当然，用旧臣也有现实考量。 隋朝虽亡，留下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均田制可都是现成的治国模板。 裴矩这种历经北齐、隋、唐三朝的老官僚，对制度运转门儿清。 李渊直接启用他们，朝廷机器就能“无缝衔接”转动起来。 连《唐律》都是照搬隋文帝《开皇律》改的，连减刑的“以轻代重”理念都原样保留。 隋朝粮仓里囤的米，贞观十一年还没吃完——这套现成家当不用白不用。 只是李渊没料到，新旧势力在他设计的平衡木上终究要摔下来。 武德九年玄武门的刀光一闪，关陇旧臣看着秦王党血洗宫门。 当李世民握着染血的剑站在面前时，李渊才恍然：靠血缘和身份维系的旧秩序，终究挡不住新世界的马蹄声。 他退居太安宫当太上皇时，倒也想得开，专心致志又生了十几个孩子，成了史上著名的“造娃专业户”。 而朝堂上，贞观年间宰相名单大换血——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当年秦王府的“刀笔吏”，终是坐上了他曾为贵族保留的位置。 回头看，李渊用隋朝贵戚当宰相，既是关陇集团的默契，也是他贵族本色的选择，更藏着权力制衡的算计。 只是历史的车轮终究要碾过身份的门槛，把朝堂交给能臣干吏——无论他们是否姓独孤，或是来自哪个没落巷陌的书香门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