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个深夜，周恩来刚躺床上，准备睡觉。警卫员关了灯，正要走出房间，总理突然问：“你在我这里工作几年了？” 1968年，外面风雷激荡，内部盘根错节。他每天要处理的事，堆起来能把人埋了。咱们今天上班摸个鱼都觉得累，你想象一下他那会儿的压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脑子里盘的，不是明天要见的下一个外宾，也不是要批的下一份文件，而是一个警卫员，在他身边待了多久。 那个警卫员叫高振普，当时愣了一下，回答说：“快两年了。” 总理“嗯”了一声，又问：“家里都好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他关心的，从来都是具体的人。不是一个模糊的“人民”概念，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家庭、有困难的张三李四。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一种本能。 聊到这儿，想起另一件关于“家”的事。 总理的家，在中南海西花厅。说是个家，其实就是个办公室加宿舍。那房子老旧，夏天返潮，地上能泛出白花花的碱。身边的工作人员看着都心疼，好说歹说，劝他修一修。最后总算拿“保护文物”的名义让他点了头，但总理有言在先：“哪里坏了修哪里，绝不能铺张浪费。” 结果，秘书趁他外出，想着让总理住得舒服点，就自作主张，把青砖地换成了木地板，还添了新地毯、新窗帘、两把沙发。这在咱们今天看来，算个啥？顶多算个精装修。可总理回来一看，站在门口，脸都沉下来了。 他没进屋，直接问：“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 秘书赶紧认错。总理一摆手，指着屋里：“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这不是我的家！” 什么意思？在他心里，这个“家”一旦超出了普通公民的标准，变得“特殊”了，就不再是他的家了。他的家，必须和亿万中国人的家，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他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哪怕一丝一毫的“特权”。 最后，新添的东西全搬走了，西花厅恢复了旧貌，总理这才肯进屋。事后他还在会上几次三番地作检讨，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 他的“家”，小到可以不住，但他的“国”，大到他拿命来撑。 现在的生活好了，西花厅那样的老房子，很多人都看不上了。我们讨论的是消费升级，是AI如何改变生活，是去哪个国家旅行。这当然是好事，说明国家发展了，这盛世，如他所愿。 但与此同时，有些东西，是不是也变味儿了？ 前阵子刚处理了一批干部，豪宅、豪车，生活奢靡得让人咋舌。他们的“家”倒是富丽堂皇，可“国”在他们心里还剩多少分量？总理那句“这不是我的家”，今天听来，格外振聋发聩。一个领导干部，一旦把个人的安乐窝看得比人民的福祉更重，他就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 这不仅仅是针对官员。我们普通人也一样。 现在的社会，精致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大家都在算计自己的得失，追求个人的“小确幸”。这没错，但如果整个社会都只剩下这个，那就危险了。 总理不一样。他的一生，是“无我”的一生。 他没有子女，他说全中国的青年都是他的孩子。他没留下遗产，他的所有工资，除了日常开销，大部分都交了党费，或者资助了身边有困难的同志。他甚至没留下骨灰，他说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继续为人民服务。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人，太“圣人”了，离我们太远。 其实不是。他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他会因为在延安坠马，右臂留下终身残疾而痛苦；他会在看到邢台地震的惨状时，当着所有人的面流下眼泪；他会和妻子邓颖超写信，落款是“吻你万千”。 他所有的“不近人情”，都只针对他自己。 他把所有的温情和柔软，都给了别人。 就像1968年那个深夜，他累得马上就要睡着了，心里还惦记着那个两年没回过家的警卫员。 这种对“人”的极致关怀，和对自己“神”一般的严苛，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周恩来。 说到底，他守护的，是一种信念，一种秩序。 他相信，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相信，国家总理，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这个国家的公职人员，立下了一个叫“周恩来”的标准。这个标准，直到今天，五十年过去了，依然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合格的最高标尺。 我们今天纪念他，学习他，不是要过他那样的苦日子。时代不同了，我们完全有条件，也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真正要学的，是他那份精神上的清醒和自持。 是在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是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懂得如何取舍；是当你有能力为自己谋取更多便利的时候，还能不能像他一样，问自己一句：“凭什么？” 总理的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凭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凭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