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8岁的袁竹林受尽日军欺辱，当日军发现她怀孕后，竟让她脱下衣服，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并在她肚子上放一张木板凳，接着，进来一个200多斤的胖子，冷笑一声，坐了上去。 在中国某地日军慰安所里，18岁的袁竹林被粗暴地剥去衣衫，赤裸的身体紧贴水泥地。 寒气迫使她，本能地蜷缩，然而这动作却被粗暴地按住四肢。 随即，一张木质板凳，被压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仅仅一年前，袁竹林的生活还十分平静祥和。 1922年出生于武汉贫苦人家的她，虽自幼清贫，却也在母亲的慈爱中成长。 17岁嫁作人妇，丈夫的疼惜与女儿的降生，曾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她跟着母亲学做布鞋，心中却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她甚至偷偷攒下几尺红布，想着给女儿做件新衣。 然而，战争无情地毁灭了一切。 战乱年代，丈夫失踪，杳无音信。 年轻的袁竹林背上幼小的女儿，在饥饿与恐惧中挣扎求生。 为了养活女儿，她听信了一个名叫张秀英的女人的谎言。 “一份在“旅馆”当服务员、报酬丰厚的工作。” 她以为这可以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但实则是地狱的陷阱。 当她跟随张秀英来到那座高墙耸立、铁丝网缠绕、日军持枪警戒的“旅馆”时，才惊觉自己已陷入危险。 试图逃跑的念头被枪口扼制，她被推进一个狭小、肮脏的房间，门口挂上写有“麻沙姑”代号的木牌。 从此，门外日夜排起的长队，房间里无休止的蹂躏，拳打脚踢的凌辱，下身撕裂般的疼痛。 每一天都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而支撑她活下去的唯一信念，是远方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 然而，命运的残酷远超想象。 不久，袁竹林惊恐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深知，这个孩子绝不可能平安降生，更无法想象就算他长大又会承受怎样的屈辱？ 绝望之下，她曾跑到雪地里，用腹部撞击地面，抓起雪块塞入口中，试图用寒冷和撞击扼杀腹中的胎儿。 然而，胎儿仍在。 而她的异常举动同时也被日军发现了。 不过，等待她的并非怜悯，而是人类想象力难以企及的、极致的残忍。 孩子两个月的时候，她突然被抓到一个狭小、黑暗的房间。 就在时，一个身形肥胖、体重逾两百斤的日军士兵，出现在她视线边缘。 他俯视着地上这具颤抖的、怀孕的躯体，甚至发出狞笑。 随即，他直接坐在向那张放在少女腹部与胎儿之上的板凳！ 两百斤胖子的酷刑，目的不仅是摧毁她腹中的胎儿，更是要彻底碾碎她的身体与意志，让她沦为彻底的玩物。 等她醒来时，身体已遭受永久性的重创，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更令人发指的是，身体尚未恢复，慰安所的“服务”，门外再次排起了长队。 此时，支撑她未曾彻底沉沦的，是母亲最后那句呼喊：“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转机出现在一个同样身处底层、心怀恻隐的中国看守老王身上。 目睹袁竹林的惨状，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换防的间隙，偷偷溜进她的囚室。 一件破旧却温暖的棉衣披在她颤抖的身上，半个窝头塞进她手中。 “姑娘，撑住，”老王眼中满是悲悯，“等他们换防，我想办法带你走。” 这句承诺，重新点燃了袁竹林求生的意志。 她将窝头掰成碎屑，艰难地吞咽。 半个月后，老王兑现了诺言。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将袁竹林藏匿在运送物资的马车夹层里，巧妙地避开日军的层层岗哨，历经艰险，终于将她送到了附近活动的抗日游击队驻地。 游击队的医生为她检查后，告知她现实情况。 ”孩子没了，她的身体可能永远无法再生育。“ 袁竹林没有哭泣，只是默默地走出帐篷，坐在石头上整整一夜。 晨曦微露时，她擦干眼角的泪，主动加入了游击队。 洗衣、做饭、照顾伤，她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工作。 无人提及她的过往，但那段刻骨铭心的伤痛，却成为了她生命中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抗战胜利后，袁竹林作为日军暴行最直接的见证者和受害者，毅然站了出来。 她多次出席审判战犯的法庭，直面那些曾给她带来无尽痛苦的恶魔。 第一次站在庄严的法庭上，面对昔日施暴者的目光，她的手仍在颤抖。 但当法官询问她是否还有陈述时，她猛地抬起头。 “我十八岁，本该嫁人，做母亲。是他们，毁了我的一生。我活下来，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们做过什么！” 她的证词，字字血泪。 晚年，当有人问及她心中是否充满仇恨时，她缓缓道：“恨，当然恨。但我更怕，怕没人记得。如果我们这些亲历者都不说，以后的人，怎么会知道，曾经有多少姑娘，像我一样被糟蹋，像我一样失去所有？” 2006年，袁竹林老人抱憾离世，终年84岁。 她至死未能等来施暴者正式的道歉。 如今，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她当年穿过的那件破旧棉衣。 袁竹林的名字和她所承载的苦难，已成为民族记忆深处无法愈合的伤疤。 主要信源：（中国青年报——《烟花三月》:寻找一位慰安妇的一点点人生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