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宋时轮在饭店吃饭，无意间听到了老板的名字，他手猛地一抖，放下筷子对服务员说：“快带我去见她！” 1950年的上海，刚解放没多久，整个城市都透着一股子新生的劲儿。时任第九兵团司令的宋时轮，刚忙完手头的军务，应老战友的邀请，去了当时上海滩顶有名的“锦江饭店”搓一顿。 饭桌上都是些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人，没那么多讲究，聊的也都是些枪林弹雨里的陈年旧事。正说到兴头上，一个服务员端着菜进来，随口提了一句：“这是我们董老板特地为各位首长加的菜。” 大家也没在意，可宋时轮听到“董老板”三个字，心里咯噔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他放下筷子，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服务员笑着答：“我们老板叫董竹君，上海滩谁不知道她。” “董竹君”这三个字一出来，宋时轮握着筷子的手猛地一抖，筷子“啪”地掉在了桌上。 在座的战友都愣住了，不知道司令这是怎么了。只见宋时轮脸色变了又变，一把拉住服务员的胳膊，声音都有些发颤：“快，快带我去见她！” 服务员被这阵仗吓了一跳，但看他肩上的将星，也不敢怠慢，赶紧领着他往饭店后头的办公室走。留下满桌的战友面面相觑。 推开办公室的门，宋时轮看到一个穿着得体、气质端庄的中年女性正在看账本。她就是董竹君。看到一位高级军官突然到访，她有些意外，但还是客气地站起来：“这位首长，请问您是？” 宋时轮盯着她看了半天，眼圈有点红，声音里带着激动：“董大姐，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宋时轮啊！” 董竹君愣住了，她每天迎来送往的客人太多了，“宋时轮”这个名字，她一时半会儿还真对不上号。 宋时轮急了，往前一步提醒道：“二十一年前，1929年，也是在上海，一个下着雨的晚上，我拿着一张字条来找您。您当时说，我是您从四川来的表弟……” 这话一出，像是按下了记忆的开关。董竹君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将军，终于和记忆里那个瘦弱、狼狈的年轻人重叠在了一起。 “啊！是你！”董竹君也激动起来，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真的是你！当年的那个小伙子！” 一个是战功赫赫的兵团司令，一个是闻名上海滩的女企业家，谁能想到，他们的缘分，要从一笔救命钱说起。 1929年，那时的上海，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25岁的宋时轮，刚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被营救出来。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他九死一生，与党组织也彻底失去了联系。 他身无分文，拖着一条在狱中受伤的腿，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街头流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组织。几经周折，他终于联系上了一位叫李堂萼的战友。但李堂萼的处境也很危险，无法收留他，只能给他写了张纸条：“去锦江饭店，找一个叫董竹君的老板，她会帮你。” 当时的锦江饭店，已经是上海滩的名流聚集地，杜月笙、黄金荣都是座上常客。让一个衣衫褴褛、形迹可疑的年轻人去找老板，这事儿听着就不靠谱。 但宋时轮没得选。他揣着那张救命的纸条，趁着夜色，从后门摸进了饭店。见到董竹君时，他心里直打鼓。没想到，董竹君看完纸条，什么都没多问，只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就平静地说：“你就在这儿住下，对外就说是我表弟。先把伤养好。” 董竹君把他安顿在饭店后院，请医生为他治伤，每天好吃好喝地照顾着。同时，她利用自己的人脉，悄悄帮宋时轮打听党组织的消息。 没过多久，消息来了。临走前，董竹君拿出八块大洋塞到宋时轮手里：“路上用，穷家富路。” 宋时轮说什么也不肯要，他觉得自己已经给董竹君添了天大的麻烦。董竹君却把钱硬塞进他口袋：“出了上海，我也帮不上你了。这点钱，是让你去干大事的。” 那时的八块大洋，能买四百斤大米，是普通人家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对于宋时轮来说，这不仅是钱，更是重回革命队伍的希望和火种。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消失在夜色里。 1950年的这次重逢，两人聊了很久。宋时轮说起自己如何靠着那八块大洋找到部队，如何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兵团司令。董竹君则轻描淡写地讲述着自己如何在乱世中把一个小川菜馆，经营成上海的顶级饭店。 宋时轮坚持要还当年的钱，还想以自己的名义，给锦江饭店一些特殊的关照。 董竹君却笑着拒绝了：“宋将军，你守住了这大好江山，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钱，就不要再提了。” 她帮助宋时轮，并非图什么回报，而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道义。在她看来，支持那些为国家前途奔走的人，是理所应当的事。 这事儿过去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宋时轮率领他英雄的第九兵团，开赴天寒地冻的朝鲜战场，在长津湖打出了国威军威。而董竹君，也在1953年，将她倾注了半生心血、当时估值15万美元的锦江饭店，毫无保留地捐给了国家。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为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