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铁（1904—1989）与刘子厚（1909—2001）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省党政系统的重要领导人，二人长期搭档，在河北的建设与发展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林铁于1904年11月出生在四川省万县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万县中学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反对日本轮船进入万州码头的斗争，显露爱国情怀；1922年转入重庆联合中学后，受萧楚女、恽代英等革命先辈影响，逐渐接受革命思想，投身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秋高中毕业后，他先后在北京中国大学、中俄大学和法政大学求学，期间大量阅读马列主义书籍，还参与了李大钊领导的反侵略、反卖国斗争。1926年11月，他在法政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代理党支部书记，开启职业革命家生涯。 后续革命历程中，林铁辗转多地：1928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任中共留法委员会委员、训练部部长、书记，还组织了巴黎机器工厂中国工人罢工；1932年1月前往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因抵制王明被下放劳动，1933年秋入东方大学学习并任中共东方大学中国支部书记；1935年冬回国后，任东北军第53军中共工委书记，成功策反部分官兵加入抗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河北等地积极参与领导工作，为革命胜利助力。新中国成立后，林铁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响应号召，与其他33位应授上将以上衔的地方工作解放军高级将领未参与授衔。他在河北工作多年，为当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倾注心血，1989年9月17日在北京逝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务活动家。 刘子厚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任县刘屯的农民家庭，早年便投身革命。1926年成为任县农协会负责人之一，为农民权益发声；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走上为党和人民奋斗之路。1930年考入任县简易师范第一期并任该校党支部书记，后受党组织派遣到磁县煤窑工作，深入了解工人状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子厚活跃于冀南地区：1932-1934年先后任中共任县县委书记、冀南特委特派员和组织部长；1935年组织领导冀南暴动，建立工农红军游击队，1936年1月将武装扩建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任师长，所部近千人，暴动虽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下失败，却激励了许多人。之后他到北平任北方局军委军运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北方兵运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多地任职，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组织支前等工作，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贡献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北、三门峡工程局和河北等地任党政要职，曾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主席、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河北省省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中他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努力，虽曾受“左倾”思想影响出现工作失误，但自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到1982年离休，为党工作60多年，贡献卓著。2001年12月22日，刘子厚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1958至1959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作为河北党政重要领导，林铁与刘子厚多次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是中央了解基层状况及落实政策的关键纽带。 1958年，二人参与了多场关键会议。10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召集会议探讨徐水试点问题，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林铁与时任河北省长的刘子厚参会。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徐水实行的“全民所有制”仅限县级范围，并非全国意义的全民所有，应称为“大集体所有制”或“县全民所有制”；同时还质疑徐水“幸福院”模式脱离实际，提到“鳏寡孤独可进，但终日仅见老人不见青壮年，非理想状态”，要求关注保育员培训与儿童心理需求。到了11月4-5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林铁、刘子厚参与起草《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批评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倾向，强调文件标题需聚焦“社会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指出“十年过渡”不切实际，改为“准备过渡”，还对“新四、五、八”（粮食亩产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等虚高指标持保留态度，主张“苦战三年后再议”。 1959年4月14日，毛泽东在天津专列上向林铁、刘子厚部署整社工作，提出三条刚性要求：落实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纠正公社“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彻底算账清算，先算公社与生产队的账，再算生产队与小队的账；包产指标务实化，“根本不管指标，按去年实际产量定增产目标”，强调“让群众有产可超”。同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干部作风问题，提到“权力下放非资本主义，集中权力亦非共产主义”，要求撤换不执行政策者，并建立基层干部占多数的决策机制。 林铁与刘子厚的这段经历，也折射出毛泽东通过河北实践对人民公社化制度缺陷的敏锐察觉：注意到所有制性质混淆的问题，反复区分“小全民”（县级）与“大全民”（国家）的界限，警告“混同不利发展”；关注到计划与市场失衡，引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