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个日军少将带了4个随从外出游玩，被新四军发现行踪，新四军旅长笑道：“5个鬼子，咱们用一个营对付他们吧！” 山县业一这人，履历很“光鲜”。早年在东北当伪满的守备队长，干的就不是人事。那时候东北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他带着部队烧村子、抢粮食、杀百姓，眼睛都不眨一下。东北的老乡们一提他，都恨得牙痒痒，说这人比长白山里的狼还狠。 到了1940年，他官运亨通，升任119旅团的旅团长，更是变本加厉。从北到南，他把日本那套“三光政策”玩得炉火纯青。老百姓可能记不住他叫啥，但都记得那帮烧杀抢掠的“山县部队”。 当时是个什么光景？皖南事变刚过，新四军元气大伤，国民党那边又天天想着“攘外必先安内”，抗日打得有气无力。孙仲德他们所在的新四军第7师，刚刚重建，缺枪少弹，战士们身上衣服的补丁摞着补丁，能活下来全凭一口气撑着。 就在这种时候，山县业一盯上了他们。他带着装备精良的119旅团，在安徽无为地区搞“清乡”，说是清乡，其实就是屠杀。他们搞了个叫“人圈”的毒计，把二十多个村子变成活体实验场，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根据战后统计，光是1941年夏天，死在他手上的无辜百姓就超过四千人。 可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压迫越狠，反抗越强。重建后的新四军第7师，像钉子一样扎在日军的占领区。敌后作战，打得就是个出其不意。根据日军自己的战史记录，当时在皖江地区“清乡”的日军，超过七成的伤亡，都是新四军的冷枪冷炮造成的。 这下山县业一脸上挂不住了。他习惯了耀武扬威，哪受得了这帮“泥腿子”在眼皮子底下蹦跶？他对着手下叫嚣：“必须给新四军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大日本皇军的厉害！” 12月底，他亲自指挥了一次大规模“扫荡”。孙仲德一看敌人来势汹汹，果断采取避敌锋芒的策略，带着部队钻进了山里。山县业一扑了个空，占领了一座空城，这让他更加膨胀，觉得新四军不堪一击。 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决定在某个不起眼的小习惯上。 山县业一有个怪癖，喜欢收集植物标本。打了“胜仗”，心情大好，一看天气不错，就琢磨着去城西的松林里转转，搞点花花草草。手下人劝他：“将军，现在形势复杂，不安全。”他哪听得进去，大手一挥，就带了三个随从和一个当地的向导出发了。 他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在人民群众的监视之下了。那个所谓的“向导”，其实就是咱的地下情报员。而当地一个药铺的掌柜，提前三天就向新四军报告：“有几个穿马靴的日本人，一直在打听附近的山路。” 一张全民皆兵的情报网，早就为他准备好了。 情报送到旅长孙仲德手里，他当机立断：“这是送上门来的大鱼，必须打！”有人担心兵力悬殊，打草惊蛇。孙仲德说：“对付这种狂妄的敌人，就得用雷霆手段！”于是，动用第55团的一个主力营，近五百人，去围猎这五个侵略者。 战斗过程没什么悬念。新四军的战士们悄悄摸进钓鱼台镇附近的丛林，布下天罗地网。山县业一还在那欣赏风景呢，枪声就响了。这位少将也算身经百战，反应很快，立马拔枪躲到树后还击。可这有什么用呢？他面对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营的复仇之火。几分钟后，枪声平息，山县业一和他的随从全部被当场击毙。 这个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到死可能都没想明白，自己怎么会栽在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 山县业一被击毙，当地老百姓奔走相告，比过年还高兴。而日本大本营呢？他们觉得山县是“为国玉碎”，不仅追授他陆军中将军衔，还给他颁发了什么“功二级金鵄勋章”。直到今天，他的牌位还摆在靖国神社里，接受日本右翼的供奉。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细节。据说，山县业一被击毙时，怀里还揣着一朵刚刚采摘的珍稀兰花，准备回去做成标本。他想掠夺这片土地的美丽，最终却用自己的血玷污了它。今天，这朵沾着一个侵略者血迹的兰花标本，就静静地躺在南京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里。它不像勋章那样闪闪发光，但它比任何勋章都更有力地诉说着一个真理：一切把侵略当成游山玩水的狂妄之徒，最终的归宿，都只能是成为历史标本上的一个污点。 山县业一的死，不是一次偶然的伏击，它是一个必然。它证明了，无论侵略者的武器多么精良，战术多么先进，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这片海洋，就注定会覆灭。一个营打五个人，不是火力过剩，而是对侵略者最深刻的蔑视和最现实的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