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瞒着妻子，偷偷把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不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对他笑。他却流着泪抱着儿子，心里默默的想，为了亿万婴儿的生命，爸只好对不起你了！ 1950年代的夏天，南通的空气是压抑的。 闷热的夜晚，巷子里常能听见孩子的哭声。一个孩子昨天还跑得飞快，今天却突然跌倒，再也爬不起来。医生摇着头，父母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小儿麻痹，就是这么来的，没有预兆，也不给人缓冲。 那一段时间，家家都像被抽走了骨头，街道空荡荡，孩子们被关在屋里，母亲一遍遍洗手，父亲守着门口，心里都清楚：防不住。 就是那几年，顾方舟回国了。 二十九岁，刚从苏联学成归来，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斯文斯文的。 可偏偏是他，撞上了这场传染病。 病房里，一个个孩子瘫软着躺着，他看得心里发酸，父母哀求着，医生也只能摇头。 那种眼神，落在顾方舟心上，一直压着。他自己说过，那一刻决定了他的一生。 美国有疫苗，可太贵了，一针就是普通工人几个月工资，要连打三针，别说老百姓，国家也负担不起。苏联也有，但只愿意给点皮毛，真正的关键资料一概不提。 说白了，这病中国只能自己扛。 顾方舟心里有数，唯一能走的，是活疫苗这条路。风险不小，可是成本低，能救成千上万的孩子。 1957年，他带着三十来个人南下云南，在昆明郊外找了个叫“花红洞”的地方。 那里是个山洞，冷飕飕的风从里头灌出来。 他们就在洞口搭了实验室，煤油灯点起来，光亮忽明忽暗，瓶瓶罐罐摆在木架上，猴子关在笼子里，尖叫声此起彼伏。 有人晚上饿得慌，偷偷摸摸去偷猴子的食物。 那时候，科研人员不是穿着白大褂在高档实验室里做实验，而是踩着黄土，眼睛盯着显微镜，身边摆着煤油灯，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让孩子们再不要倒下。 1959年，第一批疫苗试制出来。 猴子实验成功了，可接下来，得有人吃。谁吃？所有人都沉默着，空气里能听见心跳。 顾方舟没多说，把瓶子拿起来，一口喝下去。 溶液苦得发涩，他皱了一下眉，然后安静坐下，让同事们开始做记录。 七天，大家紧张得连觉都睡不好，盯着他吃饭、走路、咳嗽。等到检查结果出来，一切正常，实验室里一片喊叫声，很多人掉眼泪。 可事情还没完。 脊灰主要折磨孩子，大人吃了没事，不代表孩子也能扛过去。 真正的难题来了——谁家的孩子来试？所有人低下头，不愿开口。 那是拿命去赌。 顾方舟转身，看了看自己家里刚满一岁的孩子。 这个小家伙正咿咿呀呀地玩布娃娃，什么都不知道。 他妻子在外头忙事，顾方舟心里翻江倒海，手却稳得出奇。他把孩子抱起来，拿出一管粉红色的溶液，灌进了小嘴里。 孩子愣了愣，咽下去，还对着他笑，顾方舟眼泪刷地掉下来，把孩子紧紧抱住。 那一个月，他几乎没合眼。 孩子一咳嗽，他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测体温，反复写记录。 后来有人回忆说，那是他最煎熬的日子。他也偷偷写过信，锁在抽屉里，交代妻子万一孩子出事，就带着孩子的照片远走。 可孩子最终没事，依旧活蹦乱跳，他才真正松一口气。 同事们知道后都沉默了。 他们被他的选择压住了心口，也被震住了。 慢慢地，有人带着自家孩子来试药，一个又一个小生命吞下了那颗苦涩的药水，没有意外发生。 大家哭着笑着，像是在见证一个奇迹。 可疫苗苦，孩子们不爱吃。 再加上保存麻烦，必须低温运输，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顾方舟脑子转得快，他想起把药裹上糖衣。药水变成了小小的糖丸，孩子们争着吃。糖衣一裹，不光味道好，保存期也延长了。 简简单单的一颗糖丸，把难题解决了。 1960年之后，糖丸大规模推广。 几百万、几千万的孩子排队吞下那一粒小小的糖。发病率很快下降，医院里少了哭声。1994年，中国出现最后一例本土病例。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消灭了脊髓灰质炎。 七十四岁的顾方舟签下名字，手抖得厉害。 他用一辈子，等到了这一天。 人们喊他“糖丸爷爷”。在北京的纪念馆里，有一排排糖丸模型，孩子们盯着看，父母说，这是老科学家用命换来的。 2019年，他去世了，享年九十二岁。 很多老人拄着拐杖赶来，他们当年就是那批吃下糖丸的孩子。有人拿出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还记着当年的体温数据。 这一生，他不是冷冰冰的科学家。他是会在深夜做噩梦的父亲，是会偷偷躲起来哭的丈夫，是在煤油灯下弯腰的研究者。 小儿麻痹从中国消失了，可那一个场景还留在很多人心里：顾方舟把粉红色的溶液灌进孩子嘴里，孩子咧嘴笑，他却抱着孩子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