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乾隆亲自审问川陕总督张广泗，下令严刑拷打。张广泗满身是伤，但还是不停辩白。乾隆大怒，下令将其斩首示众。 这一年的京城，冬天来得早，雪下得也大。瀛台的湖心亭被冻在了一块巨大的白玉里，四下里静得只听见风声。 殿里没生炭火，寒气从金砖地缝里丝丝往上冒。一个穿着单薄囚衣的人跪在中央，头发乱得像一蓬枯草，正是川陕总督张广泗。 两个月前，他还在四川前线，是统领二十万大军的封疆大吏。现在，他身上的紫貂官袍换成了这身破布，手里的帅印也变成了冰冷的镣铐。 站在他面前的，是乾隆皇帝。皇帝没穿龙袍，只着一身玄色常服，手里捻着一串佛珠，眼神却比殿外的冰雪还冷。 时间拨回到两年前，乾隆十一年。大金川土司沙罗奔反了。 消息传到京城，乾隆在养心殿里踱步，把满朝文武的名字在心里过了一遍，最后朱笔圈定的，是“张广泗”三个字。 那时候，张广泗还是皇帝眼里的“西南保障”。他从贵州的一个小官干起，靠着镇压苗民起义的军功，一步步爬到了总督的高位。 没人比他更懂怎么跟西南的土司打交道。 出征前，乾隆在殿上对他说：“此战，朕只信你。” 张广泗磕头领命，带着圣旨和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金川。他以为，凭他半辈子的经验，收拾一个弹丸之地的土司，最多半年功夫。 可他一脚踏进去，才发现那不是平地，是个泥潭。 金川的山，像刀子一样立着；金川的碉楼，像钉子一样嵌在悬崖上。 清军的炮拉不上去，战马跑不起来，连兵丁都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战报送回京城，永远是那几个字：地势险要，推进艰难。 两年，朝廷的银子花了近两千万两，战死的兵士堆成了山，可连大金川的影子都没摸到。 乾隆的耐心，像被砂纸打磨的玉，一天比一天薄。 他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去前线督战。他以为，这根“定海神针”能让战局扭转。 结果，等来的是讷亲和张广泗互相推诿的奏折，还有一份让他颜面尽失的急报：大金川几十个叛军，摸进清军大营，杀了人，抢走了炮。 乾隆看完奏报，没说话，只是默默把手里的茶杯捏碎了。 他下了一道旨，八百里加急，把张广泗从前线锁拿回京。 瀛台殿内，死一般寂静。 “你还有什么话说？”乾隆的声音很轻，像雪落在冰面上。 张广泗挣扎着抬起头，嗓子已经哑了：“皇上，臣冤枉啊！金川之败，非臣之罪，实乃天时地利，臣有失察之过，绝无误国之心！” 他一句句地辩，从地形说到气候，从粮草说到兵员，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乾隆不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等他说完了，皇帝才慢慢走近，蹲下身，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两年，两千万两，二十万条人命。你就跟朕说一句‘天时地利’？” 张广泗浑身一颤，他从那双眼睛里，看不到一丝温度。他慌了，开始拼命磕头：“皇上！臣为大清镇守西南几十年，臣流过血啊！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苦劳？”乾隆笑了，笑声很冷。他站起身，一脚踹在张广泗的胸口。 张广泗像个破麻袋一样滚了出去，咳出一口血。 “朕把国之西南交给你，你却玩兵养寇，耗空国库！这就是你的苦劳？”乾隆的声音不大，却震得整个大殿嗡嗡作响。 这一年，皇帝失去了他最爱的富察皇后，心也跟着死了。他看谁都像在欺骗他。 张广泗的每一句辩白，在他听来，都是狡辩。 他挥了挥手，对旁边的侍卫说：“拖出去。” 侍卫上前，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起张广泗。张广泗还在嘶吼：“皇上！冤枉啊！臣……” “斩了。” 皇帝扔下两个字，转身就走，再没回头看他一眼。 几天后，菜市口人头落地。百姓们只知道，一个一品大员被砍了头。没人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弥天大罪。 事过多年，乾隆平定大小金川的武功被刻在石碑上，万古流传。有人说，那是乾隆的雷霆手段；有人说，那是大清国威的彰显。 可没人知道，张广泗被押赴刑场的那天，北京又下了一场大雪。他抬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嘴里喃喃了一句什么。 旁边的一个狱卒凑近了听，只听见三个字：“太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