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余文涵被捕，组织上托人给他带信，说要救他，让他做好准备。谁知余文涵却说：“我宁可牺牲，也不愿连累你们！” 1949 年 6 月 9 日凌晨，长宁县开佛乡苏林沟。 余文涵攥紧公文包带子，望着远处人影，喉结动了动。 他化名 “罗老师”，是庆南长边委书记。接下来发生的事，都会被载入川南地下党史册。 那天，牟坪乡五保酒馆里，中共党员刘德文攥着半壶高粱酒，眼神忽明忽暗，早已把革命誓言抛在脑后。 就是这场醉酒后的吹嘘，成了地下党遭遇重创的开端。 三天前，刘德文醉酒后向乡保长吹嘘 “在共党里当大官”，这话被中统特务曾世铭听到。 审讯室里，特务皮靴声响起，刘德文当场下跪。 中统档案记载，这个 28 岁青年在老虎凳上坚持 37 分钟后，用铅笔在供词上画押：“边委书记姓罗，常在古河裕安农场活动。” 刘德文的招供，让特务们锁定了新的目标，也开始梳理川南地下党的网络。 特务头子曾铁坚盯着地图上庆符、南溪、长宁三个红圈，原本隐蔽的地下党网络逐渐清晰。 他随即给重庆行辕发报：“查获南六县共党总头目线索，请求调三县警中队围捕。” 就在特务们紧锣密鼓策划围捕时，余文涵还在为革命工作忙碌，丝毫不知危险已逼近。 花滩白鹤林傅国松家阁楼里，余文涵往公文包里塞 4 本革命书籍。 其中《新民主主义论》封皮的墨汁，是昨夜讲课溅的。 新任边委书记许敬先对余文涵说：“文涵，组织决定让你撤离。” “让志鹏跟我走。” 余文涵指了指门外 19 岁的余志鹏。 对方正拆解擦拭驳壳枪。 余志鹏的特殊身份，在后来的危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余志鹏是青年运动委员会最年轻委员，档案标注 “1948 年入党，身份未暴露”。 后来特务用皮鞭抽打他，他始终重复：“我是李端场走人户的，不认识啥子余文涵。” 按照撤离计划，余文涵带着余志鹏出发，却在苏林沟遭遇了早已埋伏在此的敌人。 苏林沟青石板有露水，余文涵穿千层底布鞋行走。 突然，他停下脚步。 三十米外竹林里，国民党庆南长三县联防中队长文焕奎，正用望远镜观察可疑人员，便衣队在调整队形。 “罗老师！我可找到你了！” 刘德文的声音传来。余文涵刚转身，特务枪口就顶住了他的太阳穴。 特务当场对余文涵进行搜身，搜出的物品成了他们认定余文涵身份的铁证。 搜身时掉出的 4 块银元和《哲学》课本，成了确凿证据。 后来参与搜捕的特务在回忆录里写：“书页间夹着未写完的教案，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被捕后，余文涵被关押在牟坪监狱，但他并未放弃斗争，反而在狱中与敌人展开了无声的较量。 牟坪监狱号房里，余文涵用指甲在墙上刻下第 17 道划痕。敌人给他戴上 18 斤重的清朝遗留脚镣，格外刺眼。 曾铁坚亲自提审时，看到余文涵正用脚镣链编东西，后来狱警才知那是汉王山游击队的联络暗号。 见硬的不行，曾铁坚又想出了劝降的办法，他把希望寄托在了余文涵的舅父身上。 “让你舅父来劝降。” 曾铁坚抛出最后一张牌。 前国民党县党部秘书罗汝霖拿着 “自白书” 走进牢房时，余文涵正教同牢的欧德钦唱《国际歌》。 后来罗汝霖在供词里写：“我外甥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具尸体。” 劝降失败后，余文涵并未陷入绝望，监狱里的一个机会正在悄然出现。 6 月 19 日深夜，19 岁的看守班长徐树国摸黑打开牢门。三天前他给余文涵送牢饭时，还抱怨 “当兵不如种地”。 此时徐树国带着 20 多个被策反的士兵，在暴雨里剪断了监狱铁丝网。 “往汉王山方向跑！” 余文涵的声音穿透雨幕，可他忘了自己近视度数高。 越狱后的逃亡之路并不顺利，意外很快发生。 他们跌跌撞撞冲进马跑滩竹林，特务追兵已跟上来。徐树国突然折返取落在杨家的子弹袋，这个决定让他永远停在了 19 岁。 余文涵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特务的追捕，在刑场上，他依旧坚守着革命信仰。 曾铁坚的枪口抵住余文涵后脑时，这位 31 岁的边委书记还在给群众讲南京解放的消息。 他最后一句宣传词被记在敌人卷宗里：“十月以后，十万条枪都有。” 6 月 27 日，南溪县牟坪场刑场上，余文涵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后来这里建起 “文涵小学”，校歌里还留着他生前编的旋律。 余文涵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成了他革命精神的见证。 党组织在他公文包里发现一张未寄出的字条，用《新华日报》边角料写成：“告诉同志们，我宁可牺牲，也不愿连累你们。” 如今这张字条陈列在宜宾市党史馆，与徐树国 19 岁的照片并排展出。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城楼上响起礼炮声时，川南群山中 300 多名地下党员，正按余文涵生前部署，把枪支藏在稻草堆里，等待接应解放军。 这些武器里，17 支来自汉王山游击队，是徐树国他们越狱时带出的战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