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求恩都是宣传他如何高尚伟大，却不知他为何全力救治中国人。 一提到白求恩，多数人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无私奉献”“国际主义战士”的标签。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让他救死扶伤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高尚品格被代代传颂。 但很少有人深入追问：这位本可在北美享受优渥生活的加拿大胸外科医生，为何要跨越万里来到中国抗战前线，拼尽最后力气救治中国人？ 他的选择从不是一时的“善意冲动”，背后藏着半生的信念积累，更藏着对“医者使命”的深刻思考。 白求恩1890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牧师家庭，家境并不宽裕。青少年时期，他为凑学费和生活费，在餐厅端过盘子、在轮船上做过伙夫。 这段底层经历让他亲眼看到，穷苦人因掏不起医药费，只能在病痛中挣扎，而富人却能轻松获得优质医疗。这种不公在他心里埋下种子，也让他因祖父而萌生的学医念头，多了一份“为穷人治病”的执念。 1916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凭借精湛医术，他很快成为北美有名的胸外科医生，还当选美国胸外科协会执委，手握多个医学界头衔，完全能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 可白求恩没止步于个人名利。在底特律行医时，面对挤满诊所的汽车产业工人，他常常免费诊疗——这些人干着最累的活，却连基础医疗都负担不起。 他逐渐看清资本主义医疗体系的弊端：医疗资源成了富人的“特权”，穷人只能被排除在外。 于是他开始大声呼吁改革，主张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成为较早提出公共医疗制度的人之一。他不想只做个“治病的医生”，更想做改变不公的“医者”。 1935年的苏联之行，成了白求恩人生的转折点。他受邀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工人、农民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享受到规范的医疗服务，医院墙上“健康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的标语，狠狠击中了他。 他发现，苏联肺结核发病率低，根本原因是公平的医疗体系和社会制度。回国后，他在加拿大《论坛报》撰文直言：“在苏联，医生不是为资本家服务，而是为所有普通人的福祉奋斗。” 这年10月，他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希望通过共产主义理想，实现自己心中“医疗公平”的目标。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主动请缨，带着医疗队奔赴前线。战场上，很多伤员因缺乏输血设备，流血过多死去。他急得睡不着觉，反复试验后建起“流动血库”，创新输血技术，把伤员死亡率大幅降低。 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战地医疗经验，更让他坚定：医者的战场，不只是手术室，更是为正义而战的前线。当受压迫者在抗争时，医生不能置身事外。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到加拿大。白求恩从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艰苦环境中抗击侵略，也知道前线伤员因缺医少药，常常得不到及时救治。 他立刻向国际援华委员会申请来华，还特意跟加拿大共产党表态：“如果我牺牲了，请告诉世人，诺尔曼·白求恩是作为共产党员牺牲的。” 在他看来，中国人民的抗战是反抗侵略、争取自由的正义之战，这和他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契合，帮助中国，就是践行自己的信念。 1938年，白求恩带着350公斤药品和医疗器械，率领医疗队历经波折抵达中国解放区。 刚到延安，他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边区医院里，手术器械凑不齐一套，药品只剩寥寥几种，更让他揪心的是，前线伤员要辗转千里才能送到延安，很多人在路上就没了生命。 他当即向组织申请：“我要去前线，在离战场最近的地方建医疗队，不能再让伤员等了！” 在延安停留的两个多月里，他一边考察医院、示范手术，一边帮医院制定规章制度，之后便奔赴晋察冀军区，担任卫生顾问，开启了在中国前线的救治工作。 在晋察冀，白求恩把全部精力扑在伤员身上。他用一周时间，给520多名伤病员逐一检查；用四周时间，完成147台手术。 齐会战斗时，他在离前线仅500米的小庙里，连续工作69小时，救下115名伤员；在冀中前线的4个月里，他跑了750多公里，做了315台战地手术。 他不光治病，还想着“授人以渔”，创办卫生学校，编写战地医疗教材，手把手教战士包扎、止血；他还动手改造手术台、发明简易医疗器械，组织“志愿输血队”，让八路军的医疗水平明显提升。 白求恩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党中央考虑到他的身份，每月给他100元津贴，他坚决拒绝：“战士们每月才1元，我只是个卫生顾问，凭什么特殊？” 他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住窑洞，把省下的钱都用来买药品。在他心里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手指被手术刀划破，感染败血症。弥留之际，他还惦记着药品：“把磺胺粉留给重伤员，他们更需要。” 这年他才49岁，最终在河北唐县离世。他的故事不只是“高尚”的标签，更是医者使命的生动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