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华中局召开会议，时任新四军7师政委的曾希圣，突然垂头丧气地对3师师长

1943年，华中局召开会议，时任新四军7师政委的曾希圣，突然垂头丧气地对3师师长黄克诚说：“唉，我老婆可能是特务！” 黄克诚和曾希圣都是湖南人，两人的关系很好，早年，两人都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又一起去了广州政治讲习班深造。 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曾希圣都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两人约定，谁先找到党组织，谁就通知对方。 1929年，曾希圣率先找到党组织后，第一时间就通知了黄克诚，并帮他重新续上了组织关系。 可以说，黄克诚和曾希圣，既是同学、好友，又是共患难的战友，他们的关系之深自不必多说。 1943年，两人都在新四军任职。 黄克诚时任新四军3师师长。 曾希圣是新四军7师的政委。 这年，两人都去了华中局开会，会议间隙，许久不见的两位老战友，就聚在了一起闲聊。 闲聊中，黄克诚发现，曾希圣的情绪很低落，他眉头紧锁，不像以往那样开朗、健谈。 以黄克诚对曾希圣的了解，曾希圣肯定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所以他就问道：“遇到坎了？” 曾希圣眼神中充满了血丝，已经几天睡不好觉的他一开始只是摇头，但看到老友黄克诚的关切眼神，他还是开了口，只是声音有些低沉：“唉，我老婆可能是特务。” 说到这话时，曾希圣的手指都在颤抖。 曾希圣长期在军委二局工作，干的还是破译，身为老革命的他，识人能力是很强的，他不相信他的妻子余叔是特务。但“人证物证”都在，在“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压力下，一切解释都是苍白的。 听了曾希圣的话，黄克诚眉头一皱，接着就询问了相关细节。 据曾希圣说，是新四军2师政治部的一个女干部举报了他的妻子余叔。 这个女干部，不仅提供了证据，在描述余叔的“特务活动”时，也是绘声绘色。女干部说：“余叔是去年春天调过来的，那天，我在值夜班，亲眼看到她的房间后窗有奇怪的人影在活动……” 女干部说的有鼻子有眼，甚至连具体的时间都说得分秒不差，加上她有“证据”，哪怕曾希圣不信，也不知道从何反驳。 黄克诚了解了细节后，感觉这里面有蹊跷。 新四军2师政委是谭震林，当时谭震林也在华中局开会，黄克诚就去找了他，说了曾希圣妻子余叔的事情，并希望见一见2师的那个女干部。 谭震林对此并未拒绝，还亲自带了黄克诚去见了2师的女干部。 见到女干部时，黄克诚神色淡然，也没有发脾气，而是让女干部陈述一下“证据”。 女干部就把当晚的事情说了出来，还说奇怪的人影就出现在余叔住所后窗的桃林中。 听到女干部讲出“桃林”二字，黄克诚愣了一下。 据黄克诚所知，2师是去年刚驻防的，其驻地并没有种桃树，那么女干部所言，就有水分。 想到这，黄克诚就问：“桃林开花是什么颜色？” 女干部闻言，有些慌乱，连忙答道：“粉红色！” 黄克诚又问：“二师去年刚换防，驻地并没有种桃树，你说的桃林，是在哪里看到的？” 这下子，女干部彻底崩溃了。 在黄克诚的追问下，她只好说出了实情。 原来，当时延安开展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揪出潜伏在根据地的敌特。 这个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出现了“逼供”的情况，还出现了“怀疑一切”的指导思想。 受此影响，来自上海的爱国学生，就成了审查、怀疑的对象，有的学生为了自保，不仅胡编供词，还攀咬他人。 当时2师甚至出现了1个团“揪”出了100多个特务的情况，2师的这个女干部，就是被人举报，为了自保，她才编造了余叔是特务的事情。没想到她编造了故事，却受到了表彰，所以她才选择将错就错下去。 真相大白后，曾希圣的妻子余叔被释放，出狱时她比之前消瘦了不少。 随后，黄克诚就将此事写成报告上报中央，指出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还说“真要有这么多特务早就炸营了”。 黄克诚的报告，有效遏制了“抢救运动”在新四军中的恶性蔓延，也让包括余叔在内的许多受害者获得了平反。因为救了余叔，曾希圣对黄克诚非常感激，直言“克诚救了我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