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潜伏上海的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后心潮难平，暗地托人传

1935年，潜伏上海的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后心潮难平，暗地托人传递密信请求归队，周恩来知悉后回复：“欢迎归队，但需完成最后一项特殊任务……” 1935年深秋，上海法租界的一间西医诊所里，董健吾正为一位国民党军官包扎伤口，收音机里突然传来“红军抵达陕北，长征胜利结束”的播报。他手中的纱布“啪”地落在地上，军官警觉地抬头：“董医生，怎么了？”他强压着心跳，弯腰捡起纱布：“没什么，手滑了。”待军官走后，他锁上诊所大门，从书架夹层里翻出一叠泛黄的剪报——全是近四年关于红军的报道，边缘早已被手指摩挲得起毛。 十年前，28岁的董健吾以圣彼得堂牧师身份为掩护，加入中共特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他曾把机密文件藏在圣经封皮的夹层里，顶着巡捕的盘查，将情报送到贺龙手中；也曾在深夜的教堂忏悔室里，为受伤的地下党员做手术，人称“红色牧师”。 1931年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一夜崩塌，与董健吾单线联系的同志牺牲，他彻底成了“断线的风筝”。为了生存，他重开西医诊所，可国民党军统早就注意到他“曾与共党有牵连”，时常派人以“看病”为名监视。有次特务故意问：“听说董医生以前和贺龙很熟？”他握着听诊器的手顿了顿，笑着答：“都是多年前的旧事，早忘了。”夜里关店后，他对着镜子摘下衬衫，背上当年为掩护同志被特务打的伤疤，仍在隐隐作痛——那是他不敢忘、也不能忘的信仰印记。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传来，董健吾再也按捺不住。他通过昔日特科同志的遗孀，辗转托人给陕北的周恩来捎去一封密信，信纸是从诊所处方笺上撕下来的，字迹被水洇得有些模糊：“红区已安，吾愿归队，再效犬马之劳。” 半个月后，他收到一封用米汤写的密信，烘干后只有短短几句话：“可归，但需先赴西安，接应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此人为恢复国共联络关键，万不可失。”董健吾明白，这是组织对他的考验，更是信任。他立刻低价变卖诊所设备，连妻子陪嫁的首饰都当了，换了一身商人行头，带着仅有的盘缠登上前往西安的火车。 在西安，他假装成“药材商”，与国民党特务周旋了三天，终于在一家客栈见到张浩。为了避开检查，他把张浩的身份证明缝在自己的棉袄夹层里，一路上谎称张浩是“老家来的表哥，得了肺痨去陕北养病”，硬生生把人安全护送到陕北苏区。任务完成那天，周恩来亲自在窑洞外等他，握着他的手说：“健吾同志，这四年，你受苦了。”他看着周恩来满是补丁的袖口，积攒多年的委屈与思念瞬间爆发，泪水砸在两人相握的手上。 此后，董健吾继续留在白区从事统战工作。1936年，他成了斯诺赴陕北的“唯一向导”——当时国民党严禁外国记者进入红区，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教会的介绍信为斯诺伪装身份，还提前打通沿途关卡，才让《红星照耀中国》的初稿得以带出陕北。1970年，董健吾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紧紧攥着一枚褪色的铜质党员徽章，那是1927年他入党时，周恩来亲手为他佩戴的，背面还刻着他的入党日期：1927.4.2。 在中共地下党的历史上，董健吾是“唯一以牧师身份潜伏特科、且在失联后仍完成关键统战任务”的党员。他的故事，藏在上海法租界的老弄堂诊所里，藏在斯诺的采访笔记里，更藏在每一个关于“无名英雄”的信仰注脚里——他们或许没有站在战场前线，却用一生的隐忍与坚守，在黑暗里为革命铺就了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