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没有出国留学，是中华民族的大幸运！ 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中共90

毛主席没有出国留学，是中华民族的大幸运！ 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中共90%以上的高级将领不同意出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等。毛泽东没出国留学，这事儿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那个年代，不少精英都觉得洋学问是金钥匙，像周恩来、邓小平都跑去法国学过。可毛主席呢？没跨出国门一步，连英语都不会，靠的全是中华文化的“土办法”。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那会儿，中国最时髦的事，就是出国。 特别是去法国，搞勤工俭学，这股风潮，毛泽东自己就是个热心的推动者。他为了新民学会的会员能走出去，在北京、上海两头跑，找人筹钱，联系船票，忙得脚不沾地。 从表面上看，他跟当时所有抱负远大的年轻人一样，觉得救中国的法子，得从外头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思路，自己家里一团糟，那就去看看别人家是怎么把日子过好的。 所以，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朋友，蔡和森、萧子升，都是他的至交。 问题就出在这之后。 人送走了，可联系没断。 一封封信从法国寄回来，毛泽东读到的，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信里说的都是些具体的难处：到了法国，两眼一抹黑，语言不通，跟人说不上话。 想找个活儿干，养活自己都费劲，更别提静下心来念书了。怀里揣着改造中国的宏大计划，结果到了巴黎，每天都在为下一顿饭发愁。 这些从第一线传回来的消息，让毛泽东开始犯嘀咕。 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最看重“效果”二字，他组织大家出去，目的很明确，就是学本事回来干革命。 可现在看来，效果很差。 这就像派了一队人马出去寻宝，结果连地图都没看懂，困在半道上了。 他开始觉得，这条路可能走不通，或者说，至少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好走。他意识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把一群对本国情况都还懵懵懂懂的青年，直接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指望他们学到真本事，这想法本身可能就有问题。 在还不清楚病人得了什么病的时候，就急着去学最先进的外科手术，这事儿不靠谱。 这个想法一出来，他看周围的人和事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每天都能见到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谈起话来，引经据典，言必称西方，好像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照搬西方的模式。 毛泽东身处其中，却感到一种隔阂。 他觉得这些大学者们谈论的中国，和他自己认识的那个中国，不是一回事。他们谈的是书本上的中国，而他心里装着的，是湖南农村那个活生生的、充满了具体痛苦和挣扎的中国。 于是，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不合群”的决定：别人都往外走，他要往里走，往中国的深处走。 他不坐轮船，而是用自己的两条腿，去走湖南的乡下。 这一路，他看到了最真实的中国，他看到了农民是怎么被地主盘剥的，看到了地方上的豪绅是怎么欺压百姓的，也看到了普通人身上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这次行走，让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彻底从书本上落到了地上。 他明白了，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少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而是几亿农民的吃饭问题、土地问题。这是一个天大的实际问题，光靠从国外引进几个新名词是解决不了的。 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也让他对西方产生了警惕。 那个被许多人奉为榜样的西方文明，自己也会为了利益打得头破血流，可见也不是什么完美的理想国。 内外两方面的信息一对照，他心里的方向就清楚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土地，从了解中国最普通的人开始。 任何外来的理论，都必须先经过中国现实的检验，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用，好不好用。 这个想法，成了他后来所有行动的出发点。 当马克思主义传来的时候，他也是用这种讲究实际的眼光去看待的。 他不是一下子就被那些理论给征服了，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比较。 他发现，马克思主义讲的阶级、剥削这些东西，跟他自己在湖南农村和工厂里看到的情况，能对得上号。这套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中国社会种种苦难的框架，而且还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要靠底层民众自己组织起来。 他觉得，这个“方子”好像对路。 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选择，更像是一个实践者找到了一个称手的工具。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所以他拿起这个工具的时候，想的不是怎么去原封不动地复制它的欧洲用法，而是怎么用它来解决自己面前的这些实际问题。 这就决定了他从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本本主义”的道路。 他要搞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不去留学这件事，对毛泽东来说，不是一次错失，而是一次关键的筛选和聚焦。 这个选择，让他得以一生都保持着和中国最底层社会的紧密联系，让他的所有理论和策略，都带着一股子泥土的气息。 后来他闹革命，坚持要到山里去，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这条路让很多当时从苏联回来的“正统”革命家都看不懂。 但其实，这条路的起点，早在他二十多岁时，做出那个不去留学的决定时，就已经定下了。 他要走的，是一条从中国土地里土生土长出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