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老农民做完农活回到家，却看到年轻的妻子正收拾东西。桌上还放着几本书和信纸。他挠了挠头，说：“你这是干啥？要出远门？” 许燕吉这辈子，起步就带着书香味儿。她1933年生在北京，爸是许地山，那位写《落花生》的文学家，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家里条件不错，她小时候跟着爸妈去香港，爸当了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想想看，那时候香港热闹，她才两岁，就在那儿长大，爸常给她讲故事，家里书堆成山。可好景不长，1941年爸病逝，她八岁，几个月后日军占了香港，妈带着她和哥周仲苓逃到内地。先是贵州，后重庆，颠沛流离，住客栈，吃不饱穿不暖。她哥帮人干活，她跟着妈缝衣服，日子苦哈哈的。抗战赢了，一家三口才在南京落脚，那年她十二岁，总算喘口气。 南京中学那会儿，她加入天主教青年会，纯属玩心重，唱唱歌参加活动，没当真。1950年考上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学得认真，毕业后分到河北农场干技术活。大学时认识吴富融，两人挺配，都是大学生，长得也俊。她二十二岁那年结婚，婚后在河北上班，她管牲畜饲养，他干相关工作。起初日子顺当，她怀孕了，以为稳了。可1958年，麻烦来了，因为早年那青年会的事，她被开除公职，还成调查对象。她解释说那是闲着没事玩的，没真信教，可没人听。判了六年徒刑，她进去了，孩子出生一小时就没了，丈夫吴富融为避牵连，递来离婚协议。她签字时，手抖着，那段婚姻就这么散了。 出狱后，她没回南京，怕连累妈，留在河北农场干活。1964年释放，管制五年，她咬牙扛着。1969年，下放到河北新乐县山村，干重体力活，扛麦袋上坡，双手磨出茧子。村里条件差，她独住土屋，风从墙缝钻进来。两年后，她辗转找哥周仲苓，在陕西眉县种马场当职工。十七年没见，两人抱头哭。她想留下来陪哥，唯一的路是嫁本地人。村里光棍听说她坐过牢，成分不好，都摇头走人。只有魏振德留下，他四十九岁，贫农，带着十岁儿子魏忠科，早年老婆没了，靠种地过日子。他不嫌弃，觉得娶了她，她就不会被欺负。1971年，两人结婚，她成了农村妇女，帮着下地，学割麦子，手上划出血痕。 婚后日子平平淡淡，她不爱干家务，魏振德也不计较。他早起挑水，她跟在后头拾秧。儿子魏忠科起初生分，她教他识字，晚上点灯讲课本。魏振德生火煮饭，总先给她热乎的，自己啃冷的。她渐渐适应，操持家务，三人凑合着过。那些年，她写信申诉，寄出去如石沉大海。哥偶尔寄纸条，鼓励她别死心。魏振德知道她有过去，但从不问，守着家，帮她扛锄头。村里人议论，她听着不当回事，埋头干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磨，苦中带点暖。 1979年，平反消息终于来了。她收到通知，工作恢复，能回南京。桌上摊着书和信纸，那些是她这些年攒的农业手册和申诉材料。魏振德下地回来，看到她收拾东西，愣在那儿。她说平反了，他坐下听她讲这些年等来的消息。从河北劳改到山村插队，她扛过多少活，写过多少信。组织信了她的话，职称也快评上。他听着，捏紧衣角，说让她走，儿子大了，他行。她摇头，说带他们一起，不能扔下。夜里，两人坐炕头，儿子端水来，三人就这样守着灯。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琢磨。许燕吉从名门闺秀，到阶下囚，再到农村媳妇，中间多少弯弯绕绕。她爸许地山写落花生，说甘做土里一颗小豆，不羡艳丽枝头。她这辈子，像极了那精神，起起落落，却总想有用。魏振德呢，憨厚贫农，没文化，但实诚，不像吴富融那般自保。她选择留他，不是浪漫，是认了那份契约。婚姻本就严肃，没爱也得守着。平反后，她调回南京，评上副研究员，在农科院干畜牧研究。1981年的事儿，她婉拒劝离婚，说最难时他帮了忙。 1983年，她办手续，把魏振德和儿子户口迁南京。给魏振德找了农场勤杂工，他适应得慢，先干门卫，没几天换了。她退休工资两千多，却乐于助人，朋友有难就拿钱帮。儿子魏忠科考上师范，毕业后教书，一家三口租房过日子。她身体弱了，魏振德端药喂，守到最后。2014年1月13日，她81岁生日那天走，魏振德握着她手不放。这故事，接地气，就跟咱们身边人似的，命运推一把，你得自己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