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山西一名中年男子去旧货市场淘书。突然，他被旧书中滑落的几张泛黄的纸片吸引，后来，居然找出了84张这样的黄纸。他激动地问摊主：“老 板，怎么卖？”精明的摊主狮子大开口：“3000元！”没想到，男子说：“行，帮我保管好，我马上去筹钱！” 王艾甫1941年出生在山西左权县辽阳镇西关村，那里是革命老区。他从小就接触到战争留下的痕迹。1959年12月，他18岁时应征入伍，加入人民解放军。入伍后担任班长，接受军事训练。196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抗美援越作战。在越南，他属于探照灯营，负责夜间照明和阵地防御。部队转移过程中，他背负装备穿越泥泞道路，完成照明支援任务。1971年，转战老挝，继续执行类似职责，操作设备协助反击空袭。作战间隙，他维护探照灯，确保稳定工作。1976年，升任探照灯营正连职管理员，处理后勤事务。1981年3月，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山西省检察院。起初处理基层案件，审查卷宗，奔波于太原市区和周边县镇。1986年6月，调任助理检察员，参与调查，骑自行车取证，记录证人信息。 1993年6月，王艾甫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退休后，他开始收藏军事历史资料，常去旧货市场挑选旧书和文物。在家中整理钱币和抗战图片，向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旧址捐赠200余套文史资料。2008年，返回左权县，筹建辽县抗日战争纪实馆，用自家积蓄购置展品。馆内陈列抗日实物，他摆放展板，悬挂图片。2009年9月，纪实馆开馆，他迎接首批观众，讲解展品来源。这些经历让他对历史保持敬畏，也为后来发现烈士资料打下基础。他亲历战争，知道牺牲的代价，这影响了他退休后的选择。 1996年春节刚过，王艾甫走进太原南宫文物旧货市场。摊位林立，他弯腰在旧书摊前翻动书籍。拿起一本《太原战役资料选编》，几张黄纸滑落。纸上列出姓名、籍贯、年龄、部队和阵亡日期。这些是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的原始登记。他继续搜寻，从这本书和其他旧资料中找出更多纸片，总共84张，记录866名烈士信息。纸张边缘泛黄，有的折痕深重。他计数纸片时，摊主走近察看内容。摊主报价3000元，这对退休职工是笔大钱，但他同意，让摊主暂存纸片。他快步回家，取出存折和散钞，妻子帮忙凑齐3000元。第二天返回市场，递过钞票，接过资料抱回家。回家后，将纸片摊在桌上，查看籍贯分布。 这些纸片涉及烈士多为20岁左右新兵，最小18岁，籍贯遍布湖南、山东等地。王艾甫抄录信息，通过邮局翻电话黄页，查找号码，拨打电话核实亲属。确认后寄出信件，附上通知书复印件。有的烈士标注无亲属，他仍查询档案。他乘坐绿皮火车和长途汽车，前往各地走访。为一名山东籍烈士，三次去临沂，徒步翻山，鞋底磨穿三双。在村庄挨家敲门询问，记录老人回忆，最终找到烈士妹妹。那位老人接过资料，修缮家中灵位。他自费打印资料、邮寄信件、支付车费，27年行程30多万公里。太原烈士陵园人员协助查询档案，他拍摄坟墓照片，带给家属。 王艾甫走访多名家属，递上副本，对方致谢，他搀扶起身。帮助200名烈士信息归还亲人，将52份通知书送到手中。年轻人帮忙上网整理电子资料，他拒绝资助，坚持自掏腰包。这些努力源于他亲历战争的体会，知道烈士牺牲值得铭记。他视此为使命，确保名字不被遗忘。83岁时，仍继续这项工作。整个过程花掉多年积蓄，有时冬天不开暖气，但他说这些钱花得值。烈士名单来自太原战役，那场战斗中，许多士兵来自全国各地，为解放太原付出生命。王艾甫买下纸片后，逐一核实信息，避免错误传递。他联系当地民政部门，补充档案缺失部分。有些家属已迁居，他通过户籍系统追踪地址。 在寻找过程中，王艾甫遇到过信息不全的情况，比如籍贯只写村名，他查阅地图和老黄历确认位置。一次为河南籍烈士，他去开封走访，翻阅村志，找到后代。家属收到通知后，补办烈士证书，享受政策待遇。这些事让他看到历史的延续。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关键一役，涉及多支部队，王艾甫的资料正好填补部分空白。他与陵园合作，将名单刻入碑铭。27年来，他不求回报，只为让烈士名字回家。有些纸片字迹模糊，他用放大镜辨认，避免遗漏。整个行动靠一支笔、一部电话和双脚完成，没有外部资金支持。 王艾甫的经历显示，一个普通人也能做大事。他从士兵到检察官，再到退休寻亲者，一步步走来。买下那些纸片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历史的责任。摊主开高价，他没讨价还价，直接筹钱，显示出决心。资料回家后，许多家属重修灵位，焚香祭拜，传承记忆。这件事在当地传开，媒体报道过，但王艾甫低调，不张扬。年轻人加入帮忙，用电脑建档，提高效率。他分享经验，教别人怎么核实信息。整个故事接地气，就跟邻居聊天一样，讲的是真事，没什么花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