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20日，93岁的于凤至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三个儿子都已相继去世，陪伴在她身边的只有唯一的女儿张闾瑛。 于凤至这人，她从来就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13岁就考进奉天女子师范，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知识女性的顶配了。所以，当张作霖看上她，想让她当儿媳妇的时候，于家是有底气挑一挑的。 可偏偏，张学良不乐意。那会儿的少帅，才15岁，正是叛逆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那些烫着卷发、会说洋文的新派小姐。于凤至比他大三岁，在他眼里，就是个“乡下来的大姐”。据说张学良闹得厉害，于凤至知道了，也没哭没闹，直接给他写了封信，还附了首诗，大概意思就是：“你要真不愿意，这事就算了，我也不是非你不嫁。”你瞧瞧，这骨子里的傲气，一般人真没有。 最后婚还是结了，张作霖拍的板，谁也拗不过。张学良嘴上答应婚后不纳妾，但心里那道坎，始终没过去。新婚之夜，他没叫“凤至”，也没叫“夫人”，开口就是一声“大姐”。这一声“大姐”，就叫了一辈子，也疏远了一辈子。 于凤至聪明，她知道丈夫心里没她，那就从别的地方找补。在大帅府那个复杂环境里，她愣是靠着高情商和手腕，把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条。张作霖喜欢她，府里的姨太太们也服她，都说大帅府要是没这个大夫人，早乱套了。尤其是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外面乱成一锅粥，是她和五姨太稳住后院，没出一点岔子，给张学良回沈阳主持大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你说她只是个后宅妇人？格局小了。 她为张学良做的，远不止这些。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很多关键时刻，张学良的军政决策背后，都有她的支持和智慧。她甚至利用和宋美龄、宋霭龄的姐妹关系，为张学良搭建了顶级的政治人脉。可以说，张学良前半生的风光，军功章有她的一半，而且是分量很重的那一半。 可这些，都没能拴住丈夫的心。赵四小姐，也就是赵一荻的出现，是她心里永远的一根刺。 当张学良跪在她面前，求她“成全”他和赵四的时候，她是什么心情？估计天都塌了。但她最后还是点了头，只提了一个条件：赵四不能进帅府，不能有名分。很多人说她大度，其实那哪是“大度”，那是她作为正妻，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体面和尊严。 最扎心的一幕，是她最小的儿子张闾琪得肺痨夭折，白发人送黑发人，她心都碎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正在为他和赵四刚出生的儿子张闾琳大办百日宴。这边是丧子之痛，那边是得子之喜。这种对比，比任何一句伤人的话都来得更残忍。 后来西安事变，张学良被软禁。于凤至二话不说，从英国赶回来，陪着他一起坐牢。那段日子，是他们夫妻关系难得的温馨时刻。可好景不长，1940年，于凤至被查出乳腺癌，必须去美国治疗。 这一走，就是永别。 临走前，张学良拉着她的手，让她在美国照顾好自己，顺便为他打通关系，找条后路。于凤至含着泪答应了。她可能以为，病好了就能回来，他们还有未来。 到了美国，日子更苦。一边是化疗的痛苦，切除了一侧乳房，身心俱疲；一边是三个儿子的噩耗接连传来。大儿子张闾珣，在英国留学时被德国轰炸吓出了精神病，最后在医院孤独离世。二儿子张闾玗，成了个纨绔子弟，吃喝玩乐掏空了身子，早早就病死了。加上之前夭折的小儿子，她亲生的三个男孩，一个都没保住。 她拖着病体，闯进了华尔街。靠着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硬是在股市和房地产里杀出一条血路。从一个小股东，做到了亿万富翁。她赚的每一分钱，都想着将来张学良自由了，能过上好日子。 然而，她等来的不是丈夫的回归，而是一封离婚协议书。 1964年，张学良为了和赵四正式结婚，托人从台湾给她带来了这封信。据说于凤至看完，手都在抖，但她最后还是签了字，只说了一句：“我们永远是我们。” 离婚后，她依然定期给张学良寄钱，而且数额不菲。张学良也照单全收。这俩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奇怪。一个愿给，一个愿收。 直到1990年，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把高达6亿美元的遗产，全部留给了张学良。唯一的遗愿，是在自己的墓碑旁留一个空位，希望死后能与他合葬。墓碑上，她让女儿刻下“张于凤至”，而不是“于凤至”。这个“张”字，是她坚守了一生的名分和执念。 张学良收下了钱，却拒绝了合葬的请求。 2001年，张学良去世，与陪伴他后半生的赵一荻合葬在了夏威夷。 于凤至在洛杉矶的墓地里，那个为他留的空穴，至今仍然空着。 于凤至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爱恨情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人性中最复杂、最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些东西。她用一辈子，诠释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忠诚。这种忠诚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可思议，但在她的世界里，那就是她的全部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