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临死前给好友段翔九留下了一句遗言：“永康街13巷七号段翔九兄鉴：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 时间往回拨，拨到他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那年，他的父母先后去世，家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可他没哭，咬咬牙，一个人跑去清河军官学校报了名。那是当时少有的免费学校，靠着一张成绩单混了进去。 后来又考进保定军校，工兵科，号称“挖战壕、炸碉堡”的尖子班。他年纪不大，脾气不小，成绩却好得吓人。 1923年毕业，他进了军队，干过排长、连长，一路升。 他也不是没见过风浪，北洋军阀那点鸟事他一清二楚，但他从不附和、不阿谀。 有人说他轴，也有人说他傻，可他自己知道：他就是不愿意当那种“有枪就横”的人。 可很快，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陈宝仓请缨上前线，成了前敌工兵司令。 结果刚打几天，在昆山中弹，右眼炸瞎。 医生让他休养，他听都没听，伤口一包，转身又上了前线。他知道，死也得死在抗日的阵地上。 真正让他“变心”的，是在武汉。他在那里负责城防，白天修工事，晚上听左洪涛他们讲革命道理。 那时候共产党还在地下，他却敢公开支持《新华南》，还写文章，挺共产党主张。 有人提醒他：“小心点，军统盯上你了。”他笑了笑，说：“我怕他们干嘛？我干的事，问心无愧。” 时间一晃到了1940年，他调去靖西，成了边境的中将主任。那地方靠近越南，陈宝仓认识了胡志明和黄文欢。 他不但给他们提供训练基地，还帮忙藏过越共人员。 1942年，胡志明被当成“日本间谍”抓了，是陈宝仓顶着压力，把人给保了下来。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他就是个“同情左翼”的老军官，其实没那么简单。 1948年，他已经站到了国共之间最危险的位置上。 那时候他在青岛，主持受降。但很快就被王耀武举报，说他“资共”。 这事儿真假参半，可陈宝仓知道，继续留在国民党，早晚被清算。 于是他去了香港，找到了吴仲禧，那个当年在武汉给他送书送刊物的小伙子。 这一找，找到了命运的转折点。 1949年春，陈宝仓以“国防部中将高参”身份去了台湾，表面上是效忠国民党，实际上是配合中共搞情报。 他和吴石、朱枫、聂曦，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情报网。 别小看他们几个人，他们掌握的，可是整个东南海防的命根子。 但很快事情就变了。1950年，蔡孝乾叛变，吴石被捕，家里翻出一堆手写情报，落款就是陈宝仓。 陈宝仓被抓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审讯那天，他只提了一个要求：给我一张纸，我要写封信。 这封信，就是留给段翔九的那封短短的遗言。 段翔九是谁？是他多年的老友，信得过的人。 陈宝仓不说别的，只交代三件事：我被判死刑、告诉我家人、我选择火葬。 没有眼泪，没有求情，甚至没有一句“对不起”或“保重”。 这不是冷漠，是一种决绝。 那天早上，他和吴石、朱枫、聂曦一起，被押往台北马场町。 周围没有家属，也没有记者，只有枪声和沉默。陈宝仓站得笔直，军装扣子一粒不少。 他不怕死，他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在最后一刻，他写下名字，盖上时间，留下一纸绝笔。 说到底，这封信不是写给段翔九的，是写给这个国家的。 他要告诉人们，一个军人，可以站错队，但不能站错良心。 陈宝仓的遗体被友人冒险领回火化，骨灰藏在一个女学生的衣服里，从台湾偷渡到香港，再送到北京。1953年，他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两年后，毛泽东亲自签署烈士证，“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0009。 多年以后，在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里，立起了他的雕像。 碑文上刻着的，是毛泽东的诗句：“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信息来源：《专访陈宝仓烈士外孙女李敏：看像与外公隔空相聚》——封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