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4岁的李四光走进银行，从手帕里拿出一根金条。还没等他说话，身后的大堂经理大声喊：抢！然后对着李四光就是一记闷棍。上司知道后，“啪啪”二个耳光，大骂经理：赶紧道歉！ 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关在黑屋子里，后脑勺黏糊糊的，全是血。 那位刚刚还威风八面的经理，这会儿脸肿得跟猪头一样，点头哈腰，一个劲地赔不是。 可最有意思的是李四光的反应。按理说，他该大闹一场，索要赔偿。但他没有。根据史料记载，他只是非常平静地说了句：“赶紧帮我换成现金，我要赶路呢。” 他为什么这么急？因为他心里装着的，不是这一棍子的委屈，而是整个国家的命运。 李四光，1889年出生在湖北黄冈。他5岁那年，甲午海战惨败，这根刺深深扎在了少年李四光的心里。他从小就立志，要学造船，给国家造出最强的军舰。 16岁，他就跑去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成了最年轻的创始成员。孙中山先生亲自勉励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这八个字，就是他一辈子的“路标”。 所以，1913年，他拿着那根金条，就是去换钱第二次出国留学的。他被打了，被冤枉了，但他心里想的还是“赶路”。他没时间跟烂人烂事纠缠。 到了英国，他本想学造船。可他发现，造船得有钢。他立马转去学采矿。学了一年，他又发现，采矿得先知道矿在哪儿。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 这就是李四光的“三易专业”。从造船，到采矿，最后，他一头扎进了当时最冷门的地质学。 你知道当时国际上怎么说中国吗？美国美孚公司的专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都来中国转悠过，最后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一句话：“中国地质构造特殊，没有石油，是个贫油国。” 这句话，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新中国头上。没有石油，工业就是空架子，飞机坦克就是一堆废铁。 所有人都信了，但李四光不信。 他拿着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对着地图一遍遍地看。他说：“我们底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他把宝押在了东北。 多少人反对，多少人质疑。但他顶住了压力。1959年9月26日，黑龙江松基3号探井，黑色的工业油流“哗”地一下喷涌而出！ 大庆油田诞生了！ 这一喷，彻底粉碎了“中国贫油论”。新中国的工业，终于有了“血液”。随后，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一个个被他“揪”了出来。 那个1913年在银行被当成“毛贼”的穷学生，用一辈子的时间，给这个国家挖出了万丈豪情。 这还没完。国家要搞“两弹一星”，急需一种关键原料——铀。上哪儿找？又是李四光。他背着自己从英国带回来的伽马仪，亲自指导队伍，运用地质力学，硬是给国家找到了一系列铀矿床。 他既找油，也找铀。一个是工业的血液，一个是国防的脊梁。 李四光牛，他一家子都牛。 他的女儿李林，也是个狠人。在剑桥读博士，论文答辩第二天，连学位证书都等不及拿，立马回国。 为啥这么急？她外孙女后来说：“国家需要。” 李林回国后，也是“三改专业”。国家要钢铁，她就去研究“球墨铸铁”；国家搞原子能，她就去研究核材料，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引爆材料试验；55岁了，国家要搞超导，她又转行。每一次，都是从零开始。 还有他的女婿，李林的丈夫，邹承鲁。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当年，他花了8年时间，在简陋的条件下，搞出了“人工合成牛胰岛S”。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有人说，基础科学让别人搞，我们用现成的就行。邹承鲁当场就怼回去了：“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个的东西。你不做，就少一个。” 这一家人，李四光、李林、邹承鲁，一门两代三院士。 这是什么？这就是传承。 1948年，李四光在英国参加国际会议。新中国要成立了，他被选为政协委员、中科院副院长。国民党威胁他，要么发声明拒绝，要么就扣下他送去台湾。 李四光当机立断，甩开特务，只身跑去法国。周总理亲自部署，他夫妇俩辗转法国、瑞士、意大利，绕了大半个地球，花了半年多，才在1950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 他一过罗湖桥，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就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能把中国领向富强。” 1971年，李四光病重。他躺在病床上，还叮嘱秘书：“把全国地图带到病房来。”他想争分夺秒，继续研究。 5天后，巨星陨落。 回过头去再看1913年那个下午。那个被打了一闷棍、满头是血却依然平静地说“我要赶路”的年轻人。 那个短视的经理，看到的是一个“衣衫破旧”的穷小子；而历史看到的，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 他心里装的“家国”，太大、太重了。以至于他个人的那点屈辱、那点安危，都变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风骨。他们那一代人，真正做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嘱托——蔚为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