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严打期间，只要叫上几十个朋友来家里跳跳舞，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型流氓团伙”

83严打期间，只要叫上几十个朋友来家里跳跳舞，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型流氓团伙”头目。然而那时候的跳舞之风却蔚为大观，贴面舞、迪斯科……花样千奇百出，因为这个进监狱的被称作“犯花案”。 1983年。那是一个特别拧巴的年代。一方面，国门刚开，喇叭裤、蛤蟆镜、迪斯科，这些新鲜玩意儿正从缝隙里拼命挤进来，年轻人的心早就躁动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弦还绷得紧紧的。 那时候的跳舞风有多盛？简直是“蔚为大观”。一台砖头一样的卡带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或是“成吉思汗”的迪斯科舞曲，就是全场最亮的“灯球”。 这不就是青春荷尔蒙吗？但在当时，这叫“作风问题”。 为啥？因为1983年，一场席卷全国的“严打”开始了。 这“严打”也不是凭空来的。那会儿社会治安确实乱。前有“二王”兄弟全国流窜作案，后有各种“菜刀队”、“飞车党”当街抢劫。老百姓晚上都不敢出门，安全感极低。于是，高层下了决心，要“从重从快”地整治。 这决心一下，雷霆万钧。可问题是，什么算“乱”？ 除了杀人放火，那个年代多了一个特别模糊，但杀伤力极大的罪名——“流氓罪”。 这罪名简直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 于是，开头说的“犯花案”，就这么来了。 因为跳舞、谈恋爱这些事儿进监狱，甚至掉脑袋的，就叫“犯花案”。 这其中，最典型的，也最让人唏嘘的，就是西安的马燕秦案。 马燕秦，一个普通女工，就是爱跳舞，爱交朋友，搁现在妥妥的“社交达人”。她家挺宽敞，人缘又好，就经常在家里办舞会。男男女女，几十号人，换着舞伴跳。 这事儿要是放今天，顶多邻居嫌吵，投诉你个“噪音扰民”。 但在1983年，马燕秦被举报了。 罪名？“流氓团伙首犯”。 办案人员冲进她家，搜出了什么“罪证”呢？几双高跟鞋，一些裙子，还有她跟舞伴们的合影。 就凭这些，马燕秦和她的几个“舞友”被抓了。她被认定为“腐化、堕落，教唆、引诱他人……”，是“流氓头子”。 最后判了什么？ 死刑，立即执行。 就因为在家组织跳舞，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马燕秦的悲剧，就是那个荒唐年代最真实的注脚。跳舞，这件多么美好的事，在那时成了通往刑场的催命符。 当然，马燕秦是个极端个案。但被“犯花案”扫进去的，可不在少数。 你可能会觉得，“严打”就是错的，就是专门整这些“犯花案”的。 这，就是这事儿最吊诡的地方。 你不能说“严打”全错了。当时社会上的真流氓多不多？也确实多。 就在“严打”期间，有两个大案，也是“流氓罪”，但性质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天津的朱国华案。这位是朱德元帅的亲孙子。仗着自己身份特殊，在天津拉帮结伙，用各种手段强奸、猥亵妇女，受害者多达八十多人。 另一个是上海的“高干子弟”案。陈小蒙、胡晓阳那几个人，都是有头有脸家庭的公子哥。他们打着“交朋友”、“聊艺术”的幌子，干的也是连环强奸的勾当，受害女性五十多人。 这两个案子，最后怎么判的？一样是“流氓罪”，一样是死刑。 朱国华被枪毙时，邓公有批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那几个，也是“从重从快”，直接拉去刑场。 现在，你看出问题在哪儿了吗？ 这才是“83严打”最让人反思的地方：它用“流氓罪”这一个罪名，一个“从重从快”的A4纸，去处理了性质天差地别的事情。 马燕秦在家跳舞，是“流氓罪”，枪毙了。 朱国华、陈小蒙连环强奸，也是“流氓罪”，也枪毙了。 当法律的尺度变得如此模糊，当“程序正义”为了“效率”让路，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这场风暴，确实在短时间内让治安“立竿见影”地好转了，老百姓敢出门了。但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无数个像马燕秦一样，仅仅是想“活得时髦一点”的普通人，被卷进了时代的旋涡。代价是一大批像迟志强、林乃建那样的年轻人，他们的艺术生命被拦腰斩断。 代价是整个社会，在刚刚萌发出一丝活泼和生动之后，又迅速退回到了谨小慎微、人人自危的灰色状态。 那阵风，吹走了街上的混混，也吹熄了心里的火苗。 到了90年代，很多当年被判“犯花案”的人，悄悄得到了平反。 1997年，新《刑法》颁布，“流氓罪”这个存在了18年的、饱受争议的罪名，被正式从法律条文中删除了。 它被分解成了更具体的罪名，比如“聚众淫乱罪”、“强制猥亵罪”、“寻衅滋事罪”等等。 法律，终于变得更精准、更细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