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山东章丘县，一名日本士兵将毛巾盖在中国农民脸上，然后不停地往他肚子里灌水。受害者呼吸困难，腹部膨胀，日军却以此为乐。 这种看似个别的暴行，实则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普遍存在的系统性暴行的缩影。 根据国家档案局公布的战犯笔供，这名叫做三浦芳男的日本兵出生于1920年，来自日本千叶县。 1940年他随军来到中国，在山东、河北等地犯下无数罪行。 他不仅用灌水方式虐杀中国农民，还将粪便强迫受害人吃下，用扁担殴打其腹部、阴部和头部，持续刑讯约一小时后将受害人虐杀。 在日军侵华期间，类似“找乐子”的虐杀行为层出不穷。日军士兵在看似正常的表面下，隐藏着扭曲的人性，他们将折磨中国人当作娱乐方式，将暴行日常化、游戏化。 三浦芳男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国家档案局公布的日本战犯笔供，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残忍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 在山东省章丘县，三浦芳男和同伙还将一名农民推入20米深的枯井，然后投入重达百斤的石头将其砸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经常进行“杀人比赛”，以虐杀数量作为炫耀的资本。 类似暴行在日军中屡见不鲜。战犯金子安次在笔供中描述，他们曾将一名产后不久的妇女强奸后，用木棒插入下体后虐杀。 还有战犯记录了他们将5名农民推入井中，然后投入石头和手榴弹的暴行。 日军高层不仅纵容这种暴行，甚至将其作为锻炼新兵胆量的手段。 据战犯三神高笔供，他们的部队曾命令新兵用刺刀刺杀中国农民，以“锻炼胆量”。 这种暴行的普遍性揭示了系统性残忍的本质，它不是个别士兵的心理变态，而是日军整体对中国人生命的极度蔑视。 为何日军士兵会如此普遍地参与暴行？ 日本军方宣扬种族优越论，将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这种思想灌输为暴行提供了“合理性”借口。 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导致士兵将压力转嫁给平民。 日军内部上下级关系森严，底层士兵承受巨大压力，往往将这种压力以暴行形式发泄在中国平民身上。 在战争这一无道德真空状态下，许多士兵放下了平时的道德约束，尤其是在上级默许甚至鼓励暴行的情况下。 通过宣传，日军士兵逐渐不将中国人视为同等的人类，这使得他们实施暴行时心理障碍大大降低。 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制度对暴行的纵容。几乎没有士兵因对中国平民实施暴行而受到军法审判。这种有罪不罚的环境进一步助长了暴行的发生。 慰安妇制度就是典型例子。 战犯铃木启久在笔供中承认，他曾在安徽巢县设立慰安所，诱拐20名中国和朝鲜妇女作为慰安妇。这种性奴隶制度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战争犯罪。 战犯铃木启久供述，他曾命令部队在撤出林县地区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导致100名以上中国民众患病，多人死亡。 还有战犯汤浅谦在笔供中描述，他们曾对俘虏进行活体解剖演习，用健康俘虏进行手术练习，之后将他们杀害。 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也是日军暴行的重要部分，如铃木启久供认，他个人记忆中就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房屋18229户，实际数字可能更多。 这些暴行的规模性和系统性表明，它们不是军队纪律失控的偶然现象，而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战略行为。 三浦芳男最终在1945年8月被俘，他的笔供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但比惩处战犯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这些历史中汲取教训。 人类文明的底线需要共同守护，反对战争、珍视和平不应只是口号，而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