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专家罗健夫，从发现癌症到去世仅仅只有4个月的时间，去世后，医生根据他的遗愿解

航天专家罗健夫，从发现癌症到去世仅仅只有4个月的时间，去世后，医生根据他的遗愿解剖他的遗体时才发现，他的体内竟布满了肿瘤！   1982年6月16日，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解剖室里，医护人员按照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他的遗体，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沉默良久。   47岁的躯体里，胸腔被巨大肿瘤占据，体积超过心脏，胸骨被侵蚀得酥脆易碎，全身各处都蔓延着癌肿的痕迹。   这位航天领域的技术功臣，从确诊晚期淋巴癌到离世，不过短短4个月。而在这120多天里，他始终对身边人隐瞒病情，胸口疼得直不起身时，依然咬牙坚守在实验室，直到晕倒在工作岗位，同事们才知道他早已被病痛折磨许久。   193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他，16岁就参军报效国家，在部队里靠着自学补完高中课程，后来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打下扎实的学术根基。   毕业后，他辗转多所单位，最终扎根航天工业部骊山微电子公司，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航天微电子技术研发中。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国全力攻关洲际导弹，箭载计算机的核心部件制造需要图形发生器，这项技术被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我们既没有现成设备，也找不到完整技术资料。   面对国家急需，罗健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个填补国内空白的艰巨任务，带着20多名组员一头扎进了攻关中。   研制之路布满荆棘，图形发生器涉及电子线路、精密机械等多个跨领域知识，罗健夫原本的专业并不完全覆盖。   为了突破瓶颈，他把铺盖卷搬到实验室，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不是泡在图书馆查资料，就是在工作室反复试验。   饿了就啃块干馍，困了就躺在地板上打个盹，为了看懂国外文献，他短时间内攻下第二外语，遇到计算机领域的难题，就从零开始自学相关课程。   整整三年时间，实验室的灯常常彻夜通明，他带领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1972年第一台国产图形发生器成功运转，让我国半导体设备制图第一次从人工迈向自动化。1   975年，性能更优的Ⅱ型设备问世，1978年拿下全国科学大会奖，可申报成果时，罗健夫却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说功劳该属于整个团队。   在名利面前，罗健夫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单位两次调资，他都主动让出名额，家里经济不宽裕，夫妻二人工资加起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可他总说还有同事比自己更困难。   所里多次提议提拔他当领导，都被他婉言谢绝，觉得当官会分散精力，不如专心搞科研能为国家多做实事。   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奖后，一笔奖金发到他手里，他分文未取全部上交组织，自己穿的还是当年部队发的旧军装，家里最值钱的就是堆满书架的专业书籍，不少还是用家人给他添置衣物的钱买的。   他两次放弃评高级职称的机会，说自己的水平还不够，这种淡泊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认定科研是为了国家发展，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1981年10月，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电控设计已经全部完成，研发进入关键调试阶段，罗健夫的胸口开始出现持续性疼痛。   他以为是长期劳累所致，咬咬牙就能扛过去，便没告诉任何人，只是疼得厉害时用手顶着胸口，继续画图纸、调设备。同事们看出他脸色苍白，反复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总说等项目忙完再说。   直到1982年2月，他在调试设备时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才查出已是晚期淋巴癌。   得知自己时日无多，罗健夫异常平静，首先请求医生不要把病情告诉家人，怕他们分心影响工作。住院期间，他拒绝使用镇痛剂，担心药物影响思维，没法和同事讨论技术问题。   那些日子里，罗健夫的床头始终放着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技术资料，每天都要和团队通电话，详细讲解未完成的设计思路和可能遇到的难题。   有一次同事来探望，他忍着剧痛聊了两个多小时，把图纸上未标明的改动和疑难问题一一说明，生怕耽误项目进度。   他还不止一次对医生说，死后要把遗体捐给国家解剖，或许能为日后的癌症治疗提供一点帮助。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安静离世，年仅47岁，直到解剖时，医生们才真正了解到，他生前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如今，图形发生器的技术早已被更先进的CAD技术取代，但罗健夫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从未褪色。   罗健夫的选择，不是不懂爱惜身体，而是在国家急需技术突破的年代，他把个人安危放在了次要位置。   他的纯粹与执着，在当下依然有着深刻的意义。在这个追求快速回报的时代，我们回望这样的故事，会明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名利加身，而在于为国家和社会留下了什么。   罗健夫的名字，早已镌刻在中国航天的史册上，他的精神就像一盏明灯，永远照亮着后来者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