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通透的一段话： “人没有必要活得太长寿，60岁就走，有点年轻；70岁走，有点儿早；80岁去世，觉得正好。” 我今年七十九，距离那个“正好”的岁数，还有三百六十五天。 今天是我七十九岁生日。女儿送来新手机，孙子寄来智能手环。我把它们收进抽屉，那里还躺着去年没拆封的血压计，前年未开封的鱼油。 “爸，这个手环能监测心率，摔倒会自动报警。”孙子在视频里热情演示。 我笑着点头，心想：若真摔倒了，我宁愿安安静静走，何必惊动谁。 这个念头，我谁也没说。 老周上个月走了，七十八。追悼会上，他儿子哭得撕心裂肺：“爸啊，你还没过八十大寿呢……” 我站在后排，看着老周的照片。那是他六十岁退休时拍的，头发乌黑，笑容灿烂。而棺木里的他，瘦小干瘪，完全不像同一个人。 “其实走得正是时候。”老李低声说，“再拖几年，插满管子，更受罪。” 老李八十二，每天要打胰岛素，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他说自己是“超期服役”。 我开始整理东西。不是大张旗鼓地整理，是悄悄地，一天整理一个抽屉。 今天整理的是书信。最底下压着父亲写给我的家书，纸已发脆。父亲活到八十五，最后三年不认识任何人，整日坐在轮椅上流口水。母亲伺候他直到最后一刻，累出了一身病。 “长寿是福。”母亲临终前却说，“但你爸那样，不是福。” 我把信按时间顺序排好，准备留给女儿。她说过想写家族史。 明天要整理照片。那么多相册，记录着我如何从黑白走到彩色，再从彩色走向泛黄。 六十岁退休那年，我和老伴去了西藏。在纳木错湖边，她高原反应，靠在我肩上喘气。那时我觉得，活到七十就够了，趁还能走动，看遍山河。 谁知七十岁时，外孙出生了。软软的一团趴在我胸口，我突然想：至少看到他上小学。 现在外孙已经上初中，个头快赶上我了。上周他来，一直低头玩手机。我问他学习怎么样，他头也不抬：“还行。” 老伴五年前走的，七十四。胃癌，从发现到离开只有三个月。没受太多罪。 她走前的晚上，突然很清醒：“我先去布置新家，你慢慢来，别急。”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哥哥活到八十三，最后半年植物人状态，儿女为医药费吵翻天。 “八十正好。”她曾说，“不拖累人，也不被人嫌。” 当时我觉得她悲观，现在懂了，这是通透。 昨天去公园，遇见老钱推着他九十岁的父亲晒太阳。老爷子裹着厚毯子，目光呆滞。老钱自己也是快七十的人，腰不好，推得气喘吁吁。 “没办法啊，”老钱苦笑，“老爷子生命力太顽强。” 我帮忙推了一段。阳光下，老爷子嘴角流下口水，老钱熟练地擦掉。 那一刻，我更加确定：八十，真的够了。 不是厌世，是知止。 就像泡茶，八十度的水刚好，既能激出茶香，又不至于烫坏茶叶。九十度、一百度，反而过了。 我开始悄悄地做准备。甚至偷偷写好了挽联的草稿：“来时干净，去时清醒。八十春秋，正好。” 老张八十五了，前列腺有问题，每天挂尿袋。有次他跟我说：“我现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袋子漏了。” 说这话时，他眼里有泪光。 我不要那样的晚年。 如果能在八十岁，头脑还清楚，身体尚可时离开，是多大的福报。 像一片叶子在最美的秋色中飘落，而不是在枝头枯黄到令人惋惜。 今天整理到毕业纪念册。同学们年轻的脸庞在发黄的照片上微笑。一半的人已经走了，最早走的是老王，五十九，心梗。最晚的是老赵，还在，九十一，住在养老院，据说每天对着空气说话。 我合上纪念册。窗外，夕阳正好。 八十岁，就像这秋天的夕阳，温暖，明亮，还未到寒冷的黑夜。 该看的风景看过了，该爱的人爱过了，该做的事做完了。不多不少，八十年，刚刚好。 八十度，茶正香。八十岁，人该散场。 蒙田：“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在于我们如何利用它。你活得够与否，取决于你的意志，而非年龄。” 其实，人生最难得的是一场主动的、清醒的告别，而非被动的、无奈的终结。 庄子：“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 该来时，应时而生；该去时，顺理而死。八十岁，正是完成了生命的一个完整周期，顺其自然地“适去”，便是圆满。 《周易》：“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飞得过高的龙会有悔恨，因为盈满状态无法持久。生命也是如此，在精力、尊严尚存的高点从容落幕，好过在极度衰败、不堪的“盈满”状态中苦苦支撑。 柏拉图：“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但一个荣耀的死亡，是这珍宝的镶边。” 一个清醒、有尊严、不拖累亲人的告别，正是为无价的生命镶上最荣耀的金边。 “六十年轻，七十尚早”：对生命能量的清醒规划。 “八十正好”：“知止”的智慧与圆满的告别。 为“告别”做准备是一种从容的生命态度。 生命的精华，在于过程的丰盈，而非终点的拖延。 最高的福气，不是活到一百岁，而是能够在头脑清醒、身体尚可、尊严犹存之时，与自己、与亲人、与世界，好好地说一声再见。 这，何尝不是一种圆满的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