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人开始羡慕中国制度了。有美国学者这么概括：美国是资本控制国家，国家听资本的，中国则是国家控制资本，资本听国家的。这是没错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何中国能够做大让资本听命于国家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在美国，资本的力量几乎主导了国家的许多政策决策。这是因为美国的政府体制强调分权与制衡，所谓“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约。 这个设计本意是为了防止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但实际效果是分散了政府的决策力量，导致了资本在许多时候能够操控政策走向。 比如，美国的企业通过游说、政治献金等手段深度介入政治，不仅影响法律的制定，还能在许多领域左右政府决策。 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旋转门”现象也非常普遍，很多前政府官员在离开岗位后直接转行做游说者，帮助企业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政策支持。 资本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多政策和立法都必须考虑资本的利益。 美国的金融市场、医疗、教育等行业，都受到资本深度影响，导致了一些偏离民生的政策和问题，比如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反应迟缓，医疗费用的高涨，以及教育行业的过度商业化。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制度设计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的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个背景赋予了国家充分的“底气”去调控市场，保证资本的发展能够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和民生需求。 中国能够有效管理资本，首先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有关。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发现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资本清理和国有化。 当时，国民党时期的四大家族通过控制大量的资源，垄断了大部分工矿资产，老百姓受尽压榨，经济也一直处于困境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将这些官僚资本收归国有，彻底清除资本与权力的勾结。这为后来中国在资本管理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资本与权力过度结合的风险，也为国家后续的管理和调控创造了条件。 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并没有简单采取“强制控制”的方式，而是通过一套巧妙的机制来管理资本，避免了过度的干预，同时也能确保资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做法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国家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管理平台，如中粮、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企业，来引导资本的发展。 这些平台的作用就是确保资本不会偏离国家战略目标，也不会为了一时的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发展需要。 通过这种“三层架构”（政府—资本平台—企业）的方式，既保留了市场的活力，也保证了资本不会跑偏，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大计服务。 中国政府对资本的管理不仅仅体现在战略引导上，还体现在反垄断和行业监管方面。例如，近年来，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曾因“二选一”行为逼迫商家站队，严重影响了市场公平。 面对这种情况，2021年，中国的市场监管总局迅速出手，对阿里巴巴展开了调查，并对其处以高额罚款，金额达到182.28亿元人民币。 这笔罚款是按照阿里巴巴2019年销售额的4%来计算的，直接给资本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这一系列反垄断措施，不仅让企业意识到无法随心所欲地操控市场，也有效遏制了资本在某些领域的垄断行为，保护了消费者和其他中小企业的利益。 中国的资本管理不仅仅是防止资本“跑偏”，还有通过政策引导资本向民生需求和国家战略方向流动的能力。 举个例子，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成功，表面上看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背后实际上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从十几年前新能源汽车还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到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国家的政策引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本被引导到绿色发展的方向，既顺应了全球的技术趋势，又满足了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需求。 中国不仅仅管住了资本的“野心”，还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保证资本不会侵害民生利益。例如，在教育领域，资本过度进入并推动学科类培训，使得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 为了纠正这一问题，国家出台了“双减”政策，直接限制了学科培训机构的扩张规模。 2019年，宁夏的学科培训机构从1546家锐减到54家，湖南省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减少了近八成。这一政策明确告诉资本：教育不是用来赚钱的工具，而是服务于民生和社会福祉的基础行业。 中国的成功让美国学者认识到，中国并没有三权分立，但政府却能有效协调国家资源，掌控资本发展方向。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资本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民生需求服务，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