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8岁的邓玉芬喜极而泣，她原本以为七个儿子都已死，没想到老三永兴竟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了！ 谁能想到，这位河北密云的普通农妇，前几年还在坟茔间哭断肝肠。1938年冀热察挺进军扎根平北，她咬着牙把老大、老二送进队伍，转头又拍着老三永兴的肩膀说“国难当头，咱不能躲”。 那会儿邓玉芬正蹲在灶台前烧火，锅里煮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院门外传来“娘”的一声喊，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她手里的烧火棍“哐当”掉在地上，扑过去就攥住永兴的胳膊——这孩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左胳膊空荡荡的，袖子挽到肘弯，露出一道长长的疤，脸上还有没褪干净的晒斑，可那双眼睛，跟他爹年轻时一模一样。 “你咋才回来？你哥他们……”话没问完，眼泪就砸在永兴的衣襟上，洇出一个个小湿圈。 永兴把仅有的右手抬起来，轻轻拍着娘的后背，声音发颤：“娘，我在张家口打仗时被鬼子的炮弹炸伤了胳膊，在后方医院躺了半年，后来部队转移，我跟丢了，一路打听着往家走，走了半个月才到这儿。” 他说着，从怀里摸出个布包，里面是块磨得发亮的铜怀表，“这是二哥给我的，他说等胜利了，让我拿着它回家找您。” 邓玉芬接过怀表，指腹在表壳上摩挲着——这表还是1938年老大老二参军时，她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卖了，换钱给俩孩子买的，老大一块，老二一块。 1941年冬天，八路军的通讯员冒着雪来家里，带来老大牺牲的消息，说他在反“扫荡”时为了掩护战友，被鬼子的机枪扫中，连尸体都没找着。 那会儿她正坐在炕头纺线，线轴“咕噜噜”滚到地上，她没去捡，只是盯着墙上老大临走时贴的“保家卫国”四个字，盯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照样起来给八路军送军粮。 没过半年，老二的消息也来了。通讯员说老二在攻打炮楼时，抱着炸药包冲在最前面，炮楼塌了，他也没出来。邓玉芬那天没哭，只是把给老二做的新布鞋收进木箱，锁上，钥匙扔在灶膛里。 村里有人劝她“别再让孩子去打仗了，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她却摇头：“鬼子不赶走，咱老百姓哪有安稳日子过？就算我只剩一个儿子，也得让他去！” 后来1940年，她又把老三永兴送进了队伍，转头又拍着老四的肩膀说“你哥仨都去了，你也得跟上”。 老四、老五、老六、老七，一个个都揣着她烙的贴饼子走了，最小的老七那年才16岁，走的时候还拽着她的衣角哭，她硬着心肠把孩子的手掰开：“哭啥？等打跑了鬼子，娘给你做糖糕吃。” 可日子没等来回孩子，却等来一个又一个坏消息。1944年，老四在战斗中牺牲；1945年，老五、老六在掩护群众转移时被鬼子包围，最后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老七跟着部队转战到东北，从此没了音讯。 村里人都说“邓家的娃全没了”，她就揣着几个干硬的贴饼子，沿着八路军打仗的地方找，见着坟茔就磕头，嘴里念叨着“娃啊，娘来看你了”，哭到嗓子哑得说不出话，也没找着一个孩子的尸骨。 现在永兴回来了，邓玉芬拉着他的手，往屋里拽，灶台上的玉米粥早就凉了，她又重新添柴，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打进锅里，还烙了张白面饼——这面是前几天村干部送来的救济粮，她一直没舍得吃。 永兴看着娘忙碌的背影，后背的衣服破了个洞，露出里面打补丁的旧棉袄，心里发酸：“娘，我回来就好了，以后我陪着您。” 邓玉芬没回头，只是擦了擦眼睛：“陪啥？你身子好点了，还得去看看你那些战友。你哥他们没白死，现在鬼子打跑了，咱国家要太平了。” 后来永兴伤好后，真的去了当地的武装部，帮着整理牺牲战士的名单，邓玉芬也没闲着，每天帮着村里的妇女做军鞋，纳鞋底的线勒得手指生疼，她也没停——她总说，多做一双鞋，前线的娃就能少受点罪，就像她的儿子们一样。 邓玉芬不是啥大人物，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可她把七个儿子的命都系在了国家上。 喜极而泣的背后，是数不清的不眠夜，是坟茔前的声声呼唤，是“国难当头，咱不能躲”的朴素信念。这种把小家放在大家后面的牺牲，不是口号，是一个个贴饼子、一双双布鞋、一次次目送儿子远去的背影堆起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