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会对陈永贵和大寨如此重视？ 那几年风刮得紧，日子不宽裕，国家刚撑过天灾，外头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人心要稳，饭碗得稳。昔阳县有个山村，土薄得见骨头，叫大寨。村里有个当支书的陈永贵，四十多岁才扫盲，五十能读报，嘴上没多少花活，手上活路多。1952到1956，村里照着“组织起来”的号召，一步步把初级社、合作社捋起来，粮袋子慢慢不空。 1958年公社化，陈永贵挑起担子，白天治坡，夜里治窝，盯着梯田像盯着亲骨肉。 有人劝歇歇，他偏不听，来一句“干部不下地，心就离了”，把一帮人拢在一块儿干。 1959年，《山西日报》登了《大寨年年有个新套套》，省里知道这窝人会琢磨事。到1963年，洪水一下把好些田冲烂，村口泥浆没过脚脖子。人没等也没靠，硬拧出个“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半年功夫，梯田又挂在山梁上，亩产能上七百多斤。 外地人跑来看，直说邪乎。陈永贵就一句“咱靠自个儿的肩膀”。 1964年初，《人民日报》把《大寨之路》端到全国面前，又配了一篇社论，点名这是山区的样子货，不是唱高调。消息一路传到中南海。 3月29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起大寨。 讲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摆手笑，说“打仗不能纸上谈兵，你不下地，怎么指挥生产”。他还念叨一句“干部不劳动，四不清，懒、馋、占、贪，都从懒出来”。听说陈永贵识字不多，却能琢磨办法，也能给群众撑腰，便来一句“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 这不是随口夸人，是对路数的认可：把自力更生和讲究门道绑在一起，把群众的劲儿攥成绳。 当时国家要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工业和国防都等着吃粮。 钱袋子就那点，哪里都想要。 毛泽东琢磨得透：农业得自己站住脚，工业才能撒得开。大寨这条路，正合心意。 他在专列上提起过两回，“农业要像大寨那样”，“要靠陈家庄和大寨”。 会上也说过，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群众自己能办事，国家的盘子就好摆。周恩来随即让农业部长廖鲁言进村蹲点，跟着干、跟着吃，把账和门道摸清，五月里报上来一份调查：这面旗能立。 年底开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直接把大寨点名。 会还没散，到了12月26日，毛泽东过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摆了个朴素的桌。 工人里的王进喜坐一头，科学家里的钱学森坐一头，青年里的邢燕子也在，陈永贵悄悄坐边上。毛泽东举杯说，今天不是祝寿，是用稿费请大伙儿吃顿饭。 夹起菜招呼陈永贵，“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席间没什么虚词，倒像一张中国地图摊在桌上：黑土地有大庆，黄土地有大寨，一文一武，两头扛着。 大寨的牌子立起来，学的人就多起来。 各地跑出一个个“大寨式大队”，干部下地不再是装样子，是要紧的政治态度。 陈永贵也被从山沟里请进京，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官居高位，他还是念叨老规矩：“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回大寨，三分之一下乡。”这话不讲情怀，讲筋骨。一个人能记住从哪里起步，一个制度就能记住为什么要出发。 毛泽东看重陈永贵，表面上像是在夸勤快，里子里是在挑人心和方法。他要的干部，不是坐屋里打算盘的人，是把泥点子蹭到裤腿上的人；要的路，不是写在纸上的路，是可以一脚一脚踏出来的路。 大寨能在洪水后不伸手、靠自家劳力把田攥回来，这股牛劲儿，把国家最难的关节顶住了。 精神这东西虚，落到粮食和梯田上就不虚了。群众路线不是口号，得把人拢在一起，带着干、领着干，干到见真章。 也有人问过，大寨是不是只有鼓劲，没有技术。 陈永贵干活时并不蛮干，修梯田讲水路，治山治沟讲分寸，吃透地形再开镢头，许多“新套套”都是和社员挤在田埂上琢磨出来的。苦干和巧干并肩走，这一点，毛泽东看到了，才敢把大寨端到全国面前。若只是喊口号，早就露馅。能扛灾年，能扛检验，能扛推广，旗帜才不倒。 把目光抬高些，大寨的价值不止在一村一寨。 六十年代的中国，需要一种可以复制的底层治理样式：党支部在场，干部在田里，群众有劲头，集体有章法。长远看，这套办法给国家争了气，也给时间换了命。 三线建设啃的是硬骨头，钱和物资都要命，大寨能稳住农村基本盘，城市和工厂就敢往前跨一步。 算大账，毛泽东选的是最省劲却最用力的路数。 岁月往前赶，大寨不再天天上头条，社会的节拍换了，技术在升级，管理在细化，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宽。可那股劲还在，遇到难处，还是绕不开“自个儿先上手”的理路。 回头看陈永贵，一辈子没多少漂亮话，留下一堆能数得清的收成与梯田。 有人说他“识字不多”，村里人笑，说他“主意不少”。这句实话，比千言万语更管用。 毛泽东对人的判断，总爱摸底子。 陈永贵身上的底子，是把群众放在心眼上，把劳动放在手心上，把账本放在裤兜里。 大寨这块牌子，立给全国看，也立给时间看。种地的人有志气，带队的人有门道，国家有道场。旗帜挂在山梁上，风来得再急，也不容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