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17日，西安的高德隆和妻子顶着压力，偷偷生下了第二胎，是个儿子，如愿以偿。随即他在厂里的职务被免，夫妻俩的工资也从当初的80多块，降到了不到50块，每个月还要扣除将近10块钱来交超生的罚款。 高德荣出生在西安一个工人家庭，早年参军，在部队当爆破兵，负责炸药处理和爆破工作。服役几年后，他退伍进入西安一家国有企业，从底层员工干起，凭着技术和努力，慢慢升到小领导位置。妻子于凤英也在同一家企业做非正式工，两人一起养家。夫妇先育有一女，高德荣在厂里管部门协调和物料，工作稳定，收入够用。 1970年代末，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高德荣夫妇面临生育限制。但他们还是决定生第二胎。1981年，高德荣安排妻子避开检查，生下儿子高明。生二胎前，高德荣在企业处理生产事务，利用退伍学到的爆破知识，在技术岗位上帮了不少忙。家庭住在企业宿舍，生活靠夫妇工资维持。 高德荣继续在企业上班，适应政策变动。儿子出生后，家庭成员增加，高德荣从领导变成普通员工，还是干原先的活。改革开放开始后，他接触到商业机会，用爆破经验参与小项目，慢慢从国企收入转向多渠道挣钱。家庭经济从紧巴巴的状态开始转变。 高德荣经商积累了些钱，买了房产和车子。儿子高明上学时，他提供支持。1990年代，企业改革中，高德荣抓住机会，做建材生意，家庭从靠工资过日子变成有点积蓄。生活水平提高，但早期超生带来的影响还在。 1981年11月17日，高德荣和妻子生下二胎儿子高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格，超生要罚。高德荣在厂里职务被撤，夫妇工资从每月80多块降到不到50块。每个月还扣近10块超生罚款。这罚款从工资里直接扣，家庭收入一下少了不少。 夫妇原来日子过得还行，现在经济压力大增。高德荣从管事变成干体力活，工资条上金额缩水，回家得精打细算。妻子继续上班，两个孩子需要养，吃的用的都得省。罚款每个月准时扣，像个固定开销，夫妇得调整预算。 超生处罚不光是钱的事，高德荣在厂里地位降了，同事关系变了。家庭从小康变成紧巴巴，积蓄快用光。夫妇在国企坚持工作，工资低了，开支却多了。儿子出生增加负担，奶粉衣服啥的都得花钱。 罚款持续几年，高德荣每月领工资时看到扣款单。夫妇控制生活成本，少买新东西，修旧的用。家庭经济从富裕转为拮据，日子过得小心翼翼。超生事件让高德荣丢了领导岗，干普通工，收入减了三分之一多。 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各地严抓，超生家庭工作处分和罚款是常态。高德荣夫妇经历这些，工资调整后每月不够原先水平。罚款加重负担，家庭从有余钱变成勉强够用。夫妇适应变化，维持家庭运转。 高德荣夫妇生二胎后，日子越来越难。工资少罚款多，经济捉襟见肘。周围人看法不一，有人同情有人指责。夫妇因为钱的事得更仔细规划，孩子大了上学又添开销。80年代物价不高，但对收入砍了的家庭，每笔钱都得算计。 高德荣想过换地方干活，但户口管严，带着孩子不好走。夫妇在西安国企待着，罚款像包袱甩不掉。儿子长大，家庭负担重，经济压力没减轻。超生处罚影响长远，工作地位低了，升职难。 改革开放后，高德荣经商致富，家庭生活好转。1998年，高明骑自行车上学，被5名同学打死。凶手未成年，被判几年徒刑，主犯赔3000元。高德荣处理儿子后事。 高德荣出家两年，在寺庙劳作。两年后，他还俗回西安。用炸药自制炸弹，2003年炸死两人。高德荣被捕，法院审案，一审死刑，上诉维持。 2005年1月23日，高德荣被执行枪决。家属处理遗体。事件结束，高德荣一生以复仇收尾。家庭成员继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