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被杀，临死前高喊：“胡宗铎，你真狠！” 1927年12月17日的汉口，中街42号李汉俊的家里，灯光下他正穿着睡衣和詹大悲对弈，棋盘上的黑白子还没分出胜负，一群便衣干探就跟着租界巡捕闯了进来。 这些人是桂系军阀胡宗铎派来的，不由分说就把两人押走，当晚从租界引渡到汉口特别市公安局，连审都没审，胡宗铎一句话就定了死罪。 这位军阀有个“胡屠夫”的外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就是他喊出来的。 之前军法处长送过一份所谓“共党联络站”的名单，连不知情的厨师、雇工都列在上面，拟判几年徒刑。 他看都不看就用红笔圈了一圈，批下“一律枪毙，以免麻烦”八个字，圈得太宽，连下面军法官的签名都圈进去了。 当晚8点，汉口空场上，詹大悲痛骂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屠杀工农。 李汉俊望着漆黑的夜空，大喊一句：“胡宗铎的手段真辣啊！”枪声就响了，37岁的他倒在了寒风里。 时光倒回23年前，1904年，14岁的李汉俊跟着哥哥李书城东渡日本求学。 他原本最爱的是数学，靠着勤工俭学和亲友资助读完中学，后来成了清政府的官费生，考上东京帝国大学工科。 可在日本的那些年，看着祖国被列强欺负，听着河上肇等进步学者讲马克思主义，他的心慢慢变了。 他不再想当工程师，转头钻进马克思主义著作里，把日、德、英、法四门语言练得纯熟，就是为了能读懂原著。 1918年底回国时，他的行李箱里没装多少个人衣物，全是马克思主义书刊，到了上海，他没找安稳工作，一门心思传播真理。 1919年开始，他以“人杰”等笔名在《星期评论》《新青年》上发表38篇文章，批驳改良主义，还参与校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写出中国首个系统介绍《资本论》的译作。 他创办工人周刊《劳动界》，用大白话给工人讲道理，还对青年学生说，要打破“知识阶级”的牢笼，跟体力劳动者团结在一起。 1920年，李汉俊和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他成了联络各地建党的核心人物。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就在他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望志路106号召开，这地方是他主动腾出来的。 外孙甘子久后来回忆：那间客厅才18平方米，摆张桌子就挤满了15位代表，院子里放着大水缸，旁边堆着毛巾，天热了代表们就用毛巾擦脸降温。 开会到第六次，一个陌生男人突然闯进来张望，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刻让大家撤离，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 没几分钟法国巡捕就来了，李汉俊一点不慌，用流利的法语说：“我在编辑《新时代丛书》，不是在开会。” 巡捕听说这是前陆军总长李书城的公馆，又没搜到证据，骂了几句就走了。 就在这次会前，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来拜访，李汉俊指着桌上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告诉他：“种子已经在手里了。” 董必武后来也说：当年各种主义在脑子里打架，是李汉俊帮他理清楚，说要搞马克思主义。 1924年，李汉俊因为和党内同志意见不合脱了党，但他从没放下过革命。 1926年经董必武介绍加入国民党后，他当上湖北省教育厅长，利用这个身份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里，悄悄放出了三百多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他拒绝了上海大学系主任的聘请，带着学生去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说讲劳工问题不能只在书斋里讲，得亲自到工人里去。 毛主席创办湘赣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主动去当专职教员，把马克思主义讲给农民听。 甘子久记得外婆说：外公上课的时候，礼堂窗台都坐满了人，挤不进教室的就趴在窗外听。 这位学者型的革命者，回国十年里把所有稿费都充作革命经费，家里常挤满了学生和朋友，他从不吝惜帮忙，到牺牲时已经散尽家财，一文不剩。 马林说他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不仅翻译经典，还第一个把唯物史观搬上高校讲台，成了董必武等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但他从不死读经书，筹备一大、掩护代表、组织工运，每一件事都做得扎实。 更让人动容的是他的胸怀，放着工程师的好前程不干，脱党后还冒着生命危险救同志，散尽家财也不后悔，就因为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改变中国”。 1952年毛主席亲笔签发的“0011号烈士证”，写着“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这正是对他“脱党不脱信仰”的最好认可。 胡宗铎们以为杀了李汉俊就能扑灭火种，可他们忘了，种子已经撒下去了，李汉俊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更多人跟着站起来的开始。他 用37年的人生证明，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是靠身份标签定义的，而是靠心里的信仰和脚下的行动。 【评论区聊聊】你觉得当年他说的“种子”，如今长成了怎样的模样？ （信源：红色工运｜创生与成长——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四十一）——劳动午报）
